普通程序简易审的合理性分析
[摘 要] 刑事特别程序是当今刑事诉讼制度建构中的一种发展趋势，它既实现了诉讼效率的价值目标，又同时兼顾了诉讼公正的价值目标。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也在摸索之中，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简易审的形式应运而生。通过对西方国家刑事特别程序的介绍以及对我国相关方面司法改革现状的分析，可以看到在我国建立刑事普通程序简易审方式有其合理性。本文试从刑事诉讼程序的法哲学原理角度（主要包括刑事诉讼价值的内涵和目标、刑事司法程序正义等内容）对此进行较深入的理论分析。
[关键词] 普通程序简易审；公正；效率；程序正义
近几年来，刑事审判方式改革一直是司法改革的中心环节，广为人们关注。同其他司法改革一样，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目标是双重的：通过改革实现和保障司法公正，通过改革提高司法效率。就某一具体制度而言，不可能使公正与效率绝对平衡。但是，从中国目前的法治背景来看，应当将效率列为优先兼顾的目标。基于这个考虑，司法实践部门立足刑事诉讼立法精神，深入实际调查，加强理论论证，设计了刑事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方式（简称“普通程序简易审”）。这种审理方式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介于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两者之间的一条独辟蹊径的“第三条道路”，是对现有庭审方式所作的进一步改革。作为司法部门改革的成果，它是否符合刑事诉讼发展规律，具有多大的生命力，仍需展开深入的讨论。
一、刑事普通程序简易审评析
（一）刑事普通程序简易审的内容和实施情况
刑事普通程序简易审是指对某些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刑事案件，在被告人作有罪答辩的前提下，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基础上，采取简化审理部分审理程序，快速审理案件的一种新的庭审方式。在审理案件的范围上，它不同于简易程序；在法庭审理方式上，它是在现有刑事诉讼法律的普通程序框架内对审理程序的简化。 2001年7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提出，人民法院应与有关部门配合，“在不违反刑事诉讼的前提下，探索普通程序简易化的有效途径，以提高审判效率。”由此，普通程序简易审成为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确定的五个方面的改革重点之一，同时也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改革方案中的一项内容，全国各地展开了对刑事普通程序简易审的探索与试验。2003年3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联合颁布了《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和《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这两个文件的颁布，对于切实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确保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关于刑事普通程序简易审的不同观点
尽管目前全国各地普遍试行普通程序简易审，但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对此仍存在较大争议。肯定刑事普通程序简易审做法的学者认为，这一举措具有重要意义：（1）可以通过审判程序适当缓解人民法院的压力，减轻审判机关和承审法官不必要的负担；（2）可以以效率促公正，使审判人员将更多精力放在复杂的案件上；（3）可以及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树立人民法院的威信；（4）有利于威慑并及时惩罚犯罪分子，维护社会稳定；（5）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促进经济发展，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持怀疑或否定观点的学者则认为普通程序简易审有如下缺点：（1）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2）其前提和基础不能成立；（3）无法保障程序公正；（4）在先进法院的试点并不具有代表性；（5）对西方快速审判的某些程序缺乏客观、全面的考察和理解。【1】
可见，问题的焦点集中于两点：一是刑事普通程序简易审与司法公正和效率的关系及法律依据；二是普通程序简易审的前提和基础是否合理。笔者认为，刑事普通程序简易审具有合理性，这种合理性有其法理基础和现实基础。
二、外国刑事简易程序的设置和比较
无论是从英美法系还是从大陆法系的有关立法情况来看，针对不同的犯
罪态势，各国往往设置多种类型、多种模式的刑事简易程序，以分别适应不同
层次的案件的需要。事实上，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并不多。在美国，除普
通程序之外，有两种形式的简易程序，司法官审理轻微犯罪程序和辩诉交易程序。前者适用的范围是依照《美国法典》第18编第3401条由司法官审理的轻罪案件或微罪案件，或就上述两类案件向地区法院法官申诉的案件。而后者的适用范围则广泛包括控辩双方协商一致的被告人承认指控的各类刑事案件。目前在美国联邦和各州，约有90%的刑事案件是以辩诉交易程序解决的。
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处罚令程序和快速审判程序两种简易程序。在处罚令程序中，法院或法官只对检察官提出的书面申请和案件进行审查即可对被告人处以罚金等轻微刑罚，而不再进行正式的法庭审判程序。据介绍，按照该程序处理的案件占轻微案件的60%。该程序虽然简单，但司法公正却不因此受到损害。因为如果被告人不同意采用该程序，审判程序应当公开进行。
意大利1988年的新刑事诉讼法典为改变过去旧体制的低效率，引进和设置了五种刑事特别程序,该法典被西方法学家誉为大陆法系国家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最好样板。这五种刑事特别程序为：1、直接审判程序,适用于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应受惩罚的案件；2、迅速审判程序，适用于被告人已经被讯问并作了供述，证据表明被告人有罪，由检察官申请，预审法官不进行预审而交付审判的案件；3、刑罚处罚程序，适用于检察官认为罚金刑处罚已经足够了的那些轻微犯罪案件；4、依当事人请求而适用刑罚的程序(意大利式“辩诉交易”)，即审判开始前，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可以就判刑达成协议，请求法官按此论处，被告人预定刑期最高可减少1/3；5、简易审判程序，法官仅根据侦查卷作出判决。【2】
日本的刑事诉讼制度中则有所谓略式审理程序和简易公审程序，略式程序是由地方法院（家庭法院）或简易法院根据检察官的请求，对轻微犯罪案件进行不开庭书面审理；【3】简易公审程序则适用于轻微犯罪以外的犯罪，当被告人认罪服法或没有争议时，法院听取检察官、被告人、辩护人的意见作出判决，原则上不受传闻证据原则限制，同时也可简化证据调查程序。【4】
比较上述各国刑事诉讼法可以看到，简易程序大体上具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首先，与普通程序相比，简易程序在法庭审理环节上都具有简化的特征，但其简化的程度却有所不同，有的仅进行书面审理，有的需要开庭审理，只是庭审程序简化；其次，简易程序的适用一般都需要经过被告人的同意，尤其是只进行书面审理的简易程序，必须经过被告人的同意，而被告人同意往往以其认罪为前提；再次，以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通常都意味着对被告人处罚的减轻；最后，简易程序主要适用于轻罪案件，但也不排除对一些相对较重的犯罪的适用，例如意大利的简易审判程序就适用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下的各种刑事案件。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西方各国现代刑事诉讼程序发展变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简易程序或者其他速决程序的广泛采用，并且其适用范围逐步扩大，使刑事诉讼程序呈现出简易化的趋势与倾向，即所谓正当程序的简易化。毫无疑问，普通程序简易审是与国际性的趋势相一致的。
三、普通程序简易审的法理基础
（一）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内涵
在我国，法的价值或法律价值是本世纪80年代从西方法学著作中舶来的一个概念，包括三层含义：“一是指法能促进什么？有哪些意义、作用，即工具价值；二是法的本体价值，即自身的价值，自身的善（优秀品格）；三是在不同价值之间或同类价值之间发生矛盾时，根据什么来评价。” 【5】由此，对于刑事诉讼程序价值，我们也可以从其工具价值与本体价值两个层面剖析。
1、刑事诉讼程序的工具价值。它是指刑事诉讼程序对于判决结果的产生，对于刑事诉讼实体目的的实现，对于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所具有的价值。这是从功利角度对刑事诉讼程序作出的价值评判。
2、刑事诉讼程序的本体价值。它是指刑事诉讼程序本身所固有的、独立于外在目的的善的品质。如果说刑事诉讼程序的工具价值是指刑事诉讼程序作为手段的善，那么刑事诉讼的本体价值是指其作为目的的善。它在裁判结果作出以前就得到彰显，不依赖于案件实体结果而存在，是其本身所具有的优秀品格。
3、刑事诉讼程序工具价值与本体价值的关系。对于这一问题，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即“绝对工具”论与“程序至上”论。“绝对工具”论者认为：“实体法的惟一正当目的则为最大限度地增加最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幸福”，“程序法的惟一正当目的则为最大限度地实现实体法”，【6】这样，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只体现于它所引导出符合刑法目的的裁判结果。“程序至上”论者则把程序的本体价值抬得很高，以至于淹没了程序之于实体结果的功利价值。他们认为：“当事人参与诉讼程序及获得法院的公正听审，既不是用以实施实体法的有效手段，也不是对程序工具价值目标的限制，而是人们用以评价和建构诉讼程序的内在价值标准。因此，评价法律程序的价值标准在于，它本身是否具有一些内在的优秀品质，而不是它在确保好结果得以实现方面的有用性。” 【7】
可见，以上两种理论把刑事诉讼程序的两种价值形态完全割裂开来。根据唯物辨证法中最根本的认识方法——矛盾分析法可以知道，刑事诉讼程序的工具价值与本体价值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在刑事诉讼活动这一共同范围背景下，刑事诉讼程序的工具价值注重程序对裁判结果的价值，是从程序外探求程序的价值。而刑事诉讼程序的本体价值则注重程序本身所体现出来的、不以裁判结果为根据的价值。因而，两者是有差别的。但两者又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就是刑事诉讼活动。因为刑事诉讼程序若不能体现其对于裁判结果的工具价值，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前提。国家设置刑事诉讼程序是有目的的理性活动，其目的是查明案件事实，使有罪的人受到刑法处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言行也是有目的的，即为获得无罪、罪轻的判决。若没有预期的目标，刻意追求所谓的程序的本体价值，即享受程序带给人的尊重和礼遇，为程序而程序的行为，在实际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因而，这种程序本位论是现实支撑点的，在逻辑上也讲不过去。可见，刑事诉讼程序的工具价值是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价值，而程序本体价值是对工具价值的修饰，就像房屋建好以后，需要装潢一样，装潢是在房屋建好的基础之上，而不能脱离房屋而装潢。另一方面，程序所引导出的结果的权威性，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程序的外观，裁判结果的权威性不仅来源于权力背后隐藏的强制力，更来源于当事人的接受和社会的认可程度。“在服从某一决定之前，人们必须考虑做出该项决定的正当化前提。这种前提主要就是要件的满足。因为在公正的程序之中，当事人的主张或异议可以得到充分表达，互相竞争的各种层次上的价值或利益得到综合考虑和权衡，其结果，不满被过程吸收了，相比较而言一种最完善的解释和判断被最终采纳。这样作出来的决定极大地缩小了事后怀疑和抗议的余地。” 【8】当“善”的程序推演出“善”的结果时，程序工具价值与本体价值成为统一的结合体，刑事诉讼程序价值得以完满实现。
（二）刑事诉讼程序所追求的两个基本价值目标——效率与公正
1、刑事诉讼基本价值目标——公正
公正（正义）是刑事诉讼程序所要实现的最高理想和目标，也是人们用来评价和判断一种刑事诉讼程序具有正当根据的价值标准。
在现代刑事诉讼中，公正具有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二方面的含义。所谓实体公正，是指在发现或查明事实真相的基础上行使司法裁判权，正确适用实体法，确定有无犯罪、谁犯罪以及犯罪的轻重程度等一系列问题，对犯罪者进行惩罚。所谓程序公正，包括以下五项内容：一是程序的中立性，即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对诉讼当事人双方均要保持形式上和实质上的中立；二是程序的公开性，杜绝司法的“暗箱操作”；三是程序的平等性，即程序要充分保障诉讼双方当事人参与诉讼活动，并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四是程序的合理性，即程序的设计应合理、规范，能有效地限制法官的恣意行为：五是程序的及时性，即程序的设计应以及时实现诉权、终结诉讼为宗旨，避免程序上的繁琐和诉讼成本的增加。而程序的及时性又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刑事审判活动应当及时地形成裁判结果；二是审判应当通过产生一项最终的裁判而告结束，避免因过于急速或者过于迟缓而使各方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2、刑事诉讼基本价值目标——效率
公正被视为是法律的生命所在，是人们所追求的首要价值目标，但不是惟一的价值目标。“判断一个社会优劣的标准，除了正义的标准之外，也还有其他的标准，例如效率和稳定。” 【9】现代社会，世界各国都面临着犯罪率上升的巨大压力，通过程序设计，迅速解决纠纷，提高诉讼效率是国际刑事诉讼发展的一大趋势。我国刑诉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就反映了刑事诉讼对效率的追求以及效率在国家司法中的重要地位。
刑事诉讼效率是指以单位司法资源的投入来获得尽可能多的案件处理，即在保证案件质量的前提下，提高单位时间内的有用工作量，加速刑事程序的运作效率，降低诉讼成本，减少案件积压和诉讼拖延。需要指出的是，效率是在保证案件质量的前提下进行的，而不是对快速结案的片面追求，它体现了司法资源有限性对诉讼活动的制约。“司法制度和司法程序真正永恒的生命基础就在于它的公正性。公正观是司法价值观中的第一要素，这是不容置疑的。”效率是为了使公正尽快地实现、以最小的代价实现。由于诉讼活动是一种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活动，那么在司法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对其消费效果提出经济合理性要求也就理所当然了。
3、刑事诉讼公正与效率的关系
公正与效率作为刑事诉讼两个基本价值目标，它们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首先，公正是诉讼活动中永恒的主题，效率则居于辅助地位。诉讼程序公正的最终目标是正确处理每一起案件，力图实现百分之百的实体正义，因此它在本质上并不要求特定的诉讼期限限制。但国家出于有效控制犯罪、节约司法资源的考虑，强制性地规定了诉讼期限。公正在价值目标中应当处于核心地位，没有了公正，秩序是暴政的秩序，是无法长久维持的；缺乏公正的自由是一种无政府主义，这种自由必将最终导致自身的毁灭；缺少公正的效率只能是一种应急措施，无法得到公众的广泛认同。效率与公正具有互相促进、互相补充的关系。在刑事诉讼中，适当地提倡诉讼效率是有益于诉讼公正的实现的，但效率毕竟是一种工具性价值，不易被过分抬高，更不能以牺牲诉讼公正为代价去获取效率价值。因此，对于诉讼活动来说，公正是处于主导地位的，而效率则是国家对诉讼活动的外部要求。基于这一思想，效率对诉讼活动的影响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诉讼活动公正性的本质。当然，由于诉讼性质的不同，公正对于效率的让步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在刑事诉讼中，公正居于优先的地位；而在民事诉讼中公正对效率的让步最大。
其次，公正与效率间是存在冲突的。一方面，司法人员对绝对公正的追求，会导致司法资源耗费的大增，从而不符合诉讼效率的原则：另一方面，对效率的不适当追求，往往会使司法公正无法在诉讼活动中得以体现，从而导致冤狱丛生。因此，如何正确把握公正与效率间的结合点，是司法界要认真思考和对待的问题。
最后，在特定情况下，公正与效率可以共存。在现实生活中，案件的繁简不同，争议大小也不同。对于有些事实简单、争议不大的案件，适用普通程序无疑是对司法资源的一种浪费。因此，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对此类案件可采用相对简单的诉讼程序，以提高司法效率。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应当遵守相应的案件审理期限。遇有特别情况不能在法定审限内结案的，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办理延长审限的手续。不得未经批准超期审理，也不得无故超越审限。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法官在法定的诉讼期限内完成了审判任务，就是诉讼效率的体现。但从诉讼实践来说，案件是繁简不同的，而法定的诉讼期限是一致，法官应当尽可能的在法定期限内完成疑难案件的审判任务，而不能在相对简单的案件上浪费过多的时间。因此，一位法官不仅要具备能够“谦恭地听，睿智地答，审慎地想，公正地判”的美德，而且还应具有行动迅捷、遵守诉讼时效、力争高效的司法观念。法官只有迅速行动，才能及时、高效地完成各种司法职责，才能更大程度地实现司法公正。
正如一个效率低下的诉讼活动不可能是公正的一样，一个高效的诉讼活动必应包含公正的要求。两者最佳的结合才是我们最终要追求的目标。普通程序简易审就是在公正与效率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其公正性体现在：（1）适用该方式需得到被告人认可，是被告人对自己权利的行使与处分；（2）该方式体现的程序及时终结原则，使被告人免受因诉讼拖延导致的不公正的对待，可尽快进入服刑改造阶段；（3）该方式保证被告人享有恢复普通程序审理的动议权；（4）该方式带来的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将使其他适用普通程序案件的审理，获得更多的司法资源，保证这些案件的被告人得到更为公正的处理。
四、普通程序简易审的现实基础
（一）普通程序简易审的必要性分析
1、实行普通程序简易审与科学合理配置司法资源的现实要求相适应。
在我国社会转型和变革时期，刑事案件日益增长的数量与有限的司法资源形成了矛盾，这个矛盾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尤其是大中城市更为突出。要解决这一问题，主要有两种办法可供选择，一是加大司法资源的投入，二是在现有司法资源总量保持不变的前提下，采取更为合理的配置方式，使其发挥更高效能。显然，由于资源的有限性以及目前资源分配体系的制约，第二种办法更具现实性和可行性。
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
高检发研字〔2007〕1号
(2006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八次会议通过)
2007年1月9日发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查批准逮捕
第三章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查起诉与出庭支持公诉
第四章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法律监督
第五章 未成年人案件的刑事申诉检察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切实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未成年罪犯的合法权益，正确履行检察职责，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第三条 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同政府有关部门、共青团、妇联、工会等人民团体以及学校和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联系和配合，加强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的教育和挽救，共同做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
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可以应犯罪嫌疑人家属、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要求，告知其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的进展情况，并对有关情况予以说明和解释。
第四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依法保护涉案未成年人的名誉，尊重其人格尊严，不得公开或者传播涉案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
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案件，应当依法保护未成年被害人、证人以及其他与案件有关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第五条 人民检察院一般应当设立专门工作机构或者专门工作小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具备条件的应当指定专人办理。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般应当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检察人员承办。
第六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考虑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根据其平时表现、家庭情况、犯罪原因、悔罪态度等，实施针对性教育。
第七条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法律文书和工作文书，应当注明未成年人的出生年月日。
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成年罪犯的有关情况和办案人员开展教育感化工作的情况，应当记录在卷，随案移送。
第二章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查批准逮捕
第八条 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把是否已满十四、十六、十八周岁的临界年龄，作为重要事实予以查清。对难以判断犯罪嫌疑人实际年龄，影响案件认定的，应当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需要补充侦查的，同时通知公安机关。
第九条 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注意是否有被胁迫情节，是否存在成年人教唆犯罪、传授犯罪方法或者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情况。
第十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根据该未成年人的特点和案件情况，制定详细的讯问提纲，采取适宜该未成年人的方式进行，讯问用语应当准确易懂。
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告知其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告知其如实供述案件事实的法律规定和意义，核实其是否有自首、立功、检举揭发等表现，听取其有罪的供述或者无罪、罪轻的辩解。
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通知法定代理人到场，告知法定代理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应当履行的义务。
讯问女性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有女检察人员参加。
第十一条 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一般不得使用戒具。对于确有人身危险性，必须使用戒具的，在现实危险消除后，应当立即停止使用。
第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事实、主观恶性、有无监护与社会帮教条件等，综合衡量其社会危险性，确定是否有逮捕必要，慎用逮捕措施，可捕可不捕的不捕。
第十三条 对于罪行较轻，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没有社会危险性或者社会危险性较小，不会妨害诉讼正常进行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一般不予批准逮捕。
对于罪行比较严重，但主观恶性不大，有悔罪表现，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不具有社会危险性，不会妨害诉讼正常进行，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也可以依法不予批准逮捕：
（一）初次犯罪、过失犯罪的；
（二）犯罪预备、中止、未遂的；
（三）有自首或者立功表现的；
（四）犯罪后能够如实交待罪行，认识自己行为的危害性、违法性，积极退赃，尽力减少和赔偿损失，得到被害人谅解的；
（五）不是共同犯罪的主犯或者集团犯罪中的首要分子的；
（六）属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或者系在校学生的；
（七）其他没有逮捕必要的情形。
第十四条 适用本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在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前，应当审查其监护情况，参考其法定代理人、学校、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意见，并在《审查逮捕意见书》中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进行具体说明。
第十五条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因经济困难等原因没有聘请律师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告知其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第三章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查起诉与出庭支持公诉
第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告知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告知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
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未成年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提出聘请律师意向，但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应当帮助其申请法律援助。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羁押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审查是否有必要继续羁押。
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听取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代理人、辩护人、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意见。可以结合社会调查，通过学校、社区、家庭等有关组织和人员，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个性特点、社会活动等情况，为办案提供参考。
第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适用本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
第十八条 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具备以下条件的，检察人员可以安排在押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与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等进行会见、通话：
（一）案件事实已基本查清，主要证据确实、充分，安排会见、通话不会影响诉讼活动正常进行；
（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有认罪、悔罪表现，或者虽尚未认罪、悔罪，但通过会见、通话有可能促使其转化，或者通过会见、通话有利于社会、家庭稳定；
（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其犯罪原因、社会危害性以及后果有一定的认识，并能配合公安司法机关进行教育。
第十九条 在押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同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等进行会见、通话时，检察人员应当告知其会见、通话不得有串供或者其他妨碍诉讼的内容。会见、通话时检察人员可以在场。会见、通话结束后，检察人员应当将有关内容及时整理并记录在案。
第二十条 对于犯罪情节轻微，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一般应当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一）被胁迫参与犯罪的；
（二）犯罪预备、中止的；
（三）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
（四）是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的；
（五）因防卫过当或者紧急避险过当构成犯罪的；
（六）有自首或者重大立功表现的；
（七）其他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情形。
第二十一条 对于未成年人实施的轻伤害案件、初次犯罪、过失犯罪、犯罪未遂的案件以及被诱骗或者被教唆实施的犯罪案件等，情节轻微，犯罪嫌疑人确有悔罪表现，当事人双方自愿就民事赔偿达成协议并切实履行，符合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
第二十二条 不起诉决定书应当向被不起诉的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公开宣布，并阐明不起诉的理由和法律依据。
不起诉决定书应当送达被不起诉的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并告知其依法享有的权利。
第二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一般应当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分案起诉。但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分案起诉：
（一）未成年人系犯罪集团的组织者或者其他共同犯罪中的主犯的；
（二）案件重大、疑难、复杂，分案起诉可能妨碍案件审理的；
（三）涉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分案起诉妨碍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审理的；
（四）具有其他不宜分案起诉情形的。
第二十四条 对于分案起诉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一般应当同时移送人民法院。对于需要补充侦查的，如果补充侦查事项不涉及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所参与的犯罪事实，不影响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的，应当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先予提起公诉。
第二十五条 对于分案起诉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可以根据全案情况制作一个审结报告，起诉书以及出庭预案等应当分别制作。
第二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对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分别提起公诉后，在诉讼过程中出现不宜分案起诉情形的，可以及时建议人民法院并案审理。
第二十七条 对未成年被告人提起公诉，应当将有效证明该未成年人年龄的材料作为主要证据复印件之一移送人民法院。
第二十八条 对提起公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认真做好下列出席法庭的准备工作：
（一）掌握未成年被告人的心理状态，并对其进行接受审判的教育，必要时，可以再次讯问被告人；
（二）与未成年被告人的辩护人交换意见，共同做好教育、感化工作；
（三）进一步熟悉案情，深入研究本案的有关法律政策问题，根据案件和未成年被告人的特点，拟定讯问提纲、询问被害人、证人、鉴定人提纲、答辩提纲、公诉意见书和针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法制教育的书面材料。
第二十九条 公诉人出席未成年人刑事审判法庭，应当遵守公诉人出庭行为规范要求，发言时应当语调温和，并注意用语文明、准确，通俗易懂。
公诉人一般不提请未成年证人、被害人出庭作证。
第三十条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公诉人的讯问、询问、辩论等活动，应当注意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对于未成年被告人情绪严重不稳定，不宜继续接受审判的，公诉人可以建议法庭休庭。
第三十一条 对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依法可能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悔罪态度较好，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未成年被告人，人民检察院可以建议人民法院适用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主观恶性不大的初犯或者胁从犯、从犯；
（三）被害人同意和解或者被害人有明显过错的；
（四）其他可以适用缓刑的情节。
人民检察院提出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缓刑建议的，应当将未成年被告人能够获得有效监护、帮教的书面材料一并于判决前移送人民法院。
第三十二条 公诉人在依法指控犯罪的同时，要剖析未成年被告人犯罪的原因、社会危害性，适时进行法制教育及人生观教育，促使其深刻反省，吸取教训。
第三十三条 对于符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条件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适用简易程序的建议。
第三十四条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派员出席法庭或者在开庭前通过移送对未成年被告人的社会调查材料等方式，协助人民法院进行法庭教育工作。
第三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二审法庭适用本章的相关规定。
第四章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法律监督
第三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同时审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发现有下列违法行为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法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不当的；
（二）未依法实行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与成年犯罪嫌疑人分管、分押的；
（三）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拘留、逮捕措施后，在法定时限内未进行讯问，或者未通知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的；
（四）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威胁、体罚、侮辱人格、游行示众，或者刑讯逼供、指供、诱供的；
（五）利用未成年人认知能力低而故意制造冤、假、错案的；
（六）对未成年被害人、证人以诱骗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或者侵害未成年被害人、证人的人格尊严及隐私权等合法权益的；
（七）违反羁押和办案期限规定的；
（八）已作出不批准逮捕、不起诉决定，公安机关不立即释放犯罪嫌疑人的；
（九）在侦查中有其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的。
第三十七条 对依法不应当公开审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公开审理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开庭前提出纠正意见。
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时，发现法庭审判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应当在休庭后及时向本院检察长报告，由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
（一）开庭或者宣告判决时未通知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庭的；
（二）人民法院没有给聋哑或者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未成年被告人聘请或者指定翻译人员的；
（三）未成年被告人在审判时没有辩护人的；对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依照法律规定拒绝辩护人为其辩护，合议庭未另行指定辩护律师的；
（四）法庭未告知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依法享有的申请回避、辩护、提出新的证据、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最后陈述、提出上诉等诉讼权利的；
（五）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
第三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未成年犯管教所实行驻所检察。在刑罚执行监督中，发现关押成年罪犯的监狱收押未成年罪犯的，或者对年满十八周岁后余刑在二年以上的罪犯没有转送监狱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第三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在看守所检察中，发现没有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分管、分押或者对未成年罪犯留所服刑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第四十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对未成年犯管教所、看守所监管未成年罪犯活动的监督，保障未成年罪犯的合法权益，维护监管改造秩序和教学、劳动、生活秩序。
人民检察院配合未成年犯管教所、看守所加强对未成年罪犯的政治、法律、文化教育，促进依法、科学、文明监管。
第四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未成年犯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活动实行监督。对符合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法定条件的，应当建议执行机关向人民法院、监狱管理机关提请；发现提请或者裁定、决定不当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对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人民检察院发现有关机关对判处管制、缓刑或者裁定、决定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在社会上执行的未成年罪犯脱管、漏管或者没有落实帮教措施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第五章 未成年人案件的刑事申诉检察
第四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依法受理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提出的刑事申诉案件和刑事赔偿案件。
人民检察院对未成年人刑事申诉案件和刑事赔偿案件，应当指定专人及时办理。
第四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复查未成年人刑事申诉案件，应当直接听取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陈述或者辩解，认真审核、查证与案件有关的证据和线索，查清案件事实，依法作出处理。
案件复查终结作出处理决定后，应当向未成年人当面送达法律文书，做好法律宣传、说服教育工作。
第四十四条 对已复查纠正的未成年人刑事申诉案件，应当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善后工作。
第四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赔偿案件，应当充分听取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意见，对于依法应当赔偿的案件，应当及时作出和执行赔偿决定。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本规定所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涉嫌犯罪行为时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刑事案件，但在有关未成年人诉讼权利和体现对未成年人程序上特殊保护的条文中所称的未成年人，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人。
第四十七条 实施犯罪行为的年龄，一律按公历的年、月、日计算。从周岁生日的第二天起，为已满××周岁。
第四十八条 本规定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解释。
第四十九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检察院2002年4月22日发布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