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传统
蔡鸿铭
学了刑法和民法之后，许多人都不免有这样的感慨：中国的刑法体系如此的发达完善，而民法却让人抓不住脉搏，完全不象刑法那样体系完整，这是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发达的成文法国家，中国古代的法典沿革清晰、一脉相承，无论是《吕刑》还是《法经》或《唐律疏议》、《宋刑统》等，都可以说是刑法典。在汗牛充栋的法典中，却找不到一部民法典或具有民事性质的法典。那么中国古代有没有民法典，如果有，它是怎么起作用的；如果没有，那调整民事领域内各种社会关系的规范是什么，其性质如何认定？带着这些问题，我翻阅了几部中国古代法典及近现代中国学者关于这方面的论著。
在中国，虽然拥有从古代就相当发达的文明的漫长历史，却始终没有从自己的传统中生长出私法的体系来。中国所谓的法，一方面就是刑法，另一方面则是官僚机制统治机构的组织法，由行政的执行规则以及针对违反规则行为的罚则所构成的。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可以说是公法文化。虽然其中确有关于民事、经济、婚姻、家庭、诉讼等方面的规定，但这些规定都是刑法化的，他们在性质上可归属于刑法之列。公法是指行为涉及国家强制机构，亦即它服务于国家机构本身的存在、扩展以及直接贯彻那些依照章程或者默契所适用的目的。它调整的主要是国家及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公法领域内法律主体的双方（国家及国家与个人）在地位上是不平等的。私法则是行为与国家的强制机构无涉，而是仅仅可以被国家强制机构视为通过准则调节的行为。它主要是调整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说，它完全是民事性的，因此法律主体的双方（公民与公民或公民与法人、法人与法人）处于平等的地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所谓公法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刑事性（刑法化或国家化）的法律体系及其意识；私法文化则是一种民事性（民法化或私人化）的法律体系及其意识。
（一）公法文化
中国的法律文化——公法文化——是如何形成的？是什么力量促使它走上与欧洲的法律文化相对极的一面？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它的历史渊源吧。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中国文明是在一种特殊的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又长期按着自己的文化逻辑和历史规律独立地发展着，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明模式。自先秦以迄晚清，其间虽有异民族入侵，或异文化进入“中国”的情形，但中国始终是一个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价值所构成悠久而持续不断的文明。所有中国历史上的变动，伤害不到民族和国家的大传统。因此，中国历史只有层层团结和步步扩展的一种绵延，很少彻底推翻与重新建立的像近代西方人所谓的革命。在法律方面，中国古代社会创造了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独具特色的法律文化。
自夏代步入阶级社会以后，中国的法律文化就在以往的氏族、部落的原始习俗文化的基础上开始生长发育。经历夏、商而至西周，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基本格局和特点初步奠定。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大变革、大动乱的时期，中国文化开始了一场大裂变、多元化的运动。至两汉时期，中国古代法律传统已经基本形成。而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正式确立了儒家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中国古代法律传统经历魏晋南北朝而至隋唐，遂进入成熟与发达状态。唐代的永徽律代表着中国古代法律的最高成就。唐代以后的宋、元、明、清基本上是在唐代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发展，有所损益。
我认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传统有以下几个比较稳定而又相互联系的基本特征：
1. 家族主义传统
父系制家族之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古代社会所普遍具有的基本特征。古代的家族为一尊卑贵贱分明的社会单位，其中年长的男性尊亲为一家之长，具有决定和宰制家族内部一切事务的权利。中国家族的结构模式与伦理道德具有超越自身的普遍的文化和社会意义。在古代中国人的头脑中，家与国并不能十分明确地区分开来。相反，他们经常家国并提，从家政推出国政，从治家推之治国。同时，家族的伦理也被转化为政治的伦理。人们从家族伦理中的孝推出政治伦理中的忠，从家庭中的父母的慈爱推出君主的仁政。
从国家政权的归属来看，中国历代王朝都是一家一姓之王朝，王朝的兴衰与皇室家族的命运息息相连。在秦代以前，国家政权完全是按照血缘亲属关系而非行政区划原则建立起的，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宗法制国家。在这里，血缘关系与政治权力关系，家族结构与国家政权结构形成了一一对应的关系。皇帝及其家族是这样，一般人及其家族也是一样。家族的兴衰必然影响其成员，而家庭成员地位的升降反过来又影响家族。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犯罪，株连九族”。
2. 伦理本位传统
对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不同的文化可能有不同的理解。而在中国古代社会的人们看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主要是一种伦理关系。随意个人年龄和生活之开展。而渐有其四面八方若近若远数不尽的关系。是关系，皆是伦理；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
这种伦理本位精神表现于经济生活，即为伦理主导型的经济生活，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服从亲情伦理的调整，表现为一种伦理关系。正是由于人们从伦理角度看待财产关系，而不是从个人权利的角度看待财产关系，使得中国古代的法律关于财产权的制度很不发达。无怪乎梁漱溟说：“中国法律早发达到极其精详地步。……但各国法典所致详之物权债权问题，中国几千年却一直是忽略的。盖正为社会组织从伦理情谊出发，人情为重，财物斯轻，此其一。伦理因情而有义，中国法律一切基于义务观念而立，不基于权利观念，此其二。明乎此，则对于物权债权之轻忽从略，自是当然。”
在政治上，中国古代的政治为“伦理的政治”，统治者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道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品德。这四者的箴规，就是所谓礼教。中国的统治者就是因为严格遵守这种礼教而获得了成功。“但只有君臣官民彼此间之伦理的义务，而不认识国民与国家制团体关系。因而在中国，就没有公法私法的分别，刑法民法亦不分了。”——梁漱溟。
在法律方面，中国的法律属于伦理型法律。这种伦理刑法律的基本特点是以礼统法，礼法合一，或者说道德的法律化、法律的道德化。
3. 礼治和德治主义传统
在古人看来，从为人、行事到治国方方面面都离不开礼。古代的礼与古代的身份等级秩序是相适应的，其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就是定尊卑贵贱之序，维护纲纪伦常之道。礼不但确认、维护社会差异与等级，而且本身也是富于差异性，因人而异。
礼与德，一个为外在规范，一个为内在的义理，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德治包含三层意思：一是统治者本身要有德行；二是统治者要对臣民进行道德教化：三是统治者要推恩于民，即施行“仁政”。统治者要巩固自己的政权，就得以民为本，制民之产，爱惜民力。
4. 大一统的传统
中国古代的大一统观念经常这样表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从其实际作用来看，大一统观念往往成为尊王攘夷的旗帜，成为皇权至上与权力集中的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的观念基础。中国古代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分权。各种职位之间虽然也存在相互制约和监督的机制，但这种制约和监督的目的是便于君主驾驭文武百官。
5. 规范合一传统
这种传统的主要表现之一是“礼法合一”。这不仅表现在礼与法在基本内容、价值取向和精神上的一致，而且也表现在礼与法在外在形式上无明显的界限。这种规范混沌不分的格局在国家制定法上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即所谓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格局。由于公私生活不分，各种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高度一体化，于是便形成了立法上诸法合体的局面。
古代人所向往的社会秩序是一种以伦理为主导、各种社会规范综合为治而形成的天下“太平”或“大同”的社会局面。这便最终导致一个以道德仁义为首，而至定名分、职守的礼，在至定是非、赏罚的法度，最后归于等级分明、各得其所的大治局面的出现。
（二）法典的刑事化
分析完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传统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开篇所提的问题就不难找到答案了。先看看刑法吧。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里，刑即法，法即律。中国传统思维里的刑法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刑法是有所不同的。现代法学认为，刑法是有关犯罪和处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它的功能主要在教育（预防犯罪），其次才是惩罚（制裁犯罪）；而中国传统思维里的刑法重在惩罚（报复），轻在教育（警戒）。这是因为，法即刑，刑即杀。杀戮的目的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报复。中国传统法律的性质被刑罚化了。
中国传统法律成为独具特设的刑事性法律，表现为发达的公法文化，这一点并不难理解。从历史传统来看，中国的法律最初主要形成于部族之间的征战，主要表现为刑，也主要是用来对付和制裁野蛮的异族人的。这种独特的历史起源对后人的思维定势有着既定的深刻影响，人们总是习惯地视法为刑，也总是习惯的将刑与野蛮以及和野蛮有关的下等人、未受教育者、不顺礼教者、心术不正者等凡均可统称为品性不良（性恶）的小人联系在一起。但思想家们由于受到时代、身份和知识的限制，对此不可能有科学的分析和认识，只是依据事物的现象和主观印象得出相应的法律观和犯罪观。而这种非科学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二千余年中国法律的发展方向。
(三)民法的刑法性
再看看民法吧。众所周知，民法是调整平等的权利主体（公民和公民、公民与法人、法人与法人）之间一定的财产关系以及和财产有关的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有几个要素：（1）只有公民或法人才能成为权利主体；（2）权利主体双方在法律上是平等的；（3）调整的内容是财产关系以及和财产有关的人身关系；（4）处罚的方法和手段不同于刑法，一般采取停止侵害、返还财产、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赔礼道歉等，不使用徒、流、仗、杀之类的刑事手段。以此来对照检讨传统中国的法律，传统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民法。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有专门调整财产以及和财产有关的人身关系的法律，如果它们不是民法又是什么呢？从内容上看，他们都是民事性的，但从性质上说，它们又都不是民法。
我国早在西周时期就已有了民事活动方面的法律规定，当时的契约主要是借贷和买卖。违反契约规定，不按时交付利息者，要受到刑罚的制裁，即所谓：“凡民同货财者，令以国法行之，犯令者，刑罚之。”此外，因买卖或租赁而发生的契约纠纷，最终也是以刑罚手段来处理。这种民事内容刑事处罚的特点，自西周而成为一种传统，一直到清末仍未有根本的变化。在传统中国，民事一方面被刑法化了，另一方面它们本身在国家法律体系中所占的地位和数目也是极其有限的。一般的民事纠纷就由民间自行处理，处理的方式主要是调解，调解的依据是风俗习惯和宗族法规。不仅封建国法中没有民法（典），民间专门处理民事纠纷的风俗习惯和宗族法规也不能算是民法。因此，传统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民法（典）。
刑法是关于犯罪和处罚的法律体系，犯罪是它的核心，因此，刑法也可谓之犯罪法。民法和刑法不同，民法是有关不法行为和侵权行为的法律规定。它们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刑法所保护的客体是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而民法所保护的则是私人权益（个人或法人的财产和权力）。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刑法是一种犯罪法、国家法、公法；民法则是一种不法行为法、侵权行为法、私法。
中国传统法律刑事性关键的社会原因应是传统中国国家权力和观念的发达。传统中国是一个国家权力和观念高度发达的社会，早在青铜时代这种情况就有了相当的发展，秦、汉以后更形增大，专制主义集权日趋加强，家国一体，融家于国的情形可谓举世罕见。这种社会情形势必形成一切以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为最高价值，也必然造成这种价值观的无限扩散，一直渗透到包括纯私人事务的一切领域。这样一来，私人事务与社会秩序和国家的政治控制联在了一起，以维护最高价值为目的的国法也只能是废私的公法。废私立公意味着国家使用强力来干涉私人事务（这恰恰是民事法律调整的主要范围），确保国家利益和政治控制，并视一切行为都和国家有关，一切不法、侵权行为都是犯罪，这就奠定了一切法律刑法化、国家化的可能性。要使这种可能性得以实现，必得国家权力的强大。相对于西方民间对政府的制约来说，中国的国家权力向来强大，而且自有深厚的基础。这种古代世界范围内高度系统和集权化的国家权力，使法律刑法化、国家化从理念到制度都获得了普遍的实现。当然，影响中国法律刑法化、国家化的因素肯定不仅仅如此，由于篇幅所限，像法律的集团本位性（义务本位即是刑事法的内在特性之一）、法道德责任等只能暂时跳过。
中国传统法律的刑事性并不表明中国文化是落后的，它只是从一个侧面透现出这种文化的公法性和国家政治性；这一特性既是中国社会的体现，又是这个社会保持有序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相对于西方法律文化中的私法传统，这种差异和对极，只能说是“不同”很难说是“不好”。
（四）结束语
以上详细地分析了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传统、法典的刑事化、民法的刑法性，对中国“重刑法轻民法”也原因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当然，这个题目涉及的范围非常广，决非这几张纸所能说清楚的，我只是就感触较深的部分提出自己的观点，难免失之偏颇。
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办法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办法
(2009年7月31日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未满十八周岁公民的保护，适用本办法。
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教育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其合法权益应当得到特殊、优先保护。
第三条 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学校及家庭和每个成年公民应当共同关心、培养、教育未成年人，优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教育和帮助未成年人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促进未成年人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
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予以劝阻、制止或者向有关部门检举、控告。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决定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建立和落实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责任制。
教育、公安、民政、卫生、文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商、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等部门以及审判检察机关共同配合，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工会、残疾人联合会、科学技术协会、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应当把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作为重要职责，协助人民政府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确定专人负责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和配合做好本辖区内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其办事机构设在同级共产主义青年团委员会，工作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承担下列职责：
（一）宣传贯彻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法规，并对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二）制定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计划和相关工作制度；
（三）组织、指导、协调有关部门做好未成年人保护、教育和救助工作；
（四）接受有关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投诉、举报，督促相关部门及时处理；
（五）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调查研究，向本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和建议；
（六）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队伍建设；
（七）做好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其他工作。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对保护未成年人和促进未成年人事业发展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家庭保护
第七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依法对未成年人履行监护职责和抚养、教育义务。家庭其他成年人有协助监护人关心、教育、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为未成年人创造良好、和睦的家庭环境，关注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状况和行为习惯，以健康、良好的品行教育影响未成年人。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学习、掌握科学的教育和监护方法，配合学校做好未成年人的教育工作。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所在单位、社区和基层组织，应当关心职工、村（居）民的家庭教育问题，教育、引导和督促职工、村（居）民重视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保护。
第八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因未成年人的性别、健康状况、是否婚生以及有违法犯罪行为等任何理由，拒绝履行监护职责和抚养、教育义务。没有监护措施，不得让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分户独居。
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殴打、辱骂、体罚等家庭暴力行为，禁止虐待、遗弃未成年人，禁止溺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不得歧视女性未成年人或者有残疾的未成年人。
第九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发生以下行为：
（一）吸烟、酗酒、旷课、弃学、夜不归宿；
（二）携带管制刀具、打架斗殴、辱骂他人；
（三）偷窃、故意毁坏财物、强行向他人索要财物；
（四）参与赌博或者变相赌博；
（五）观看、收听色情、淫秽的音像制品、读物等；
（六）进入法律、法规规定未成年人不适宜进入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等活动场所，或者沉溺于网络、电玩游戏等；
（七）其他违法或者违背社会公德的行为。
禁止任何人教唆、引诱、胁迫未成年人实施不良行为或者违法犯罪行为。
第十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保证未成年人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不得使正在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中途辍学。
第十一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妥善保护未成年人财产，除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利益外，不得处分其财产。
第十二条 父母因外出务工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监护职责的，应当委托有监护能力的其他成年人代为监护，并提供生活保障。受委托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监护职责。
委托监护时，父母应当听取有表达意愿能力的未成年子女意见，并及时将委托监护情况告知未成年子女所在学校和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村（居）民委员会，村（居）民委员会和学校应当与受委托监护人保持联系，对未成年人提供必要的帮助。
父母应当与未成年子女和受委托监护人保持经常联系，关心未成年子女生活、学习和身心健康情况。
第三章 学校保护
第十三条 学校、幼儿园应当尊重和维护未成年人受教育权，不得拒绝适龄未成年人入学。学校不得强迫未成年学生停课、退学或者违法开除未成年学生。
第十四条 学校应当实施素质教育。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得举行与入学挂钩的选拔考试，不得增加学生课业负担，不得公布学生成绩名次。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将法制教育纳入教学大纲。学校应当配备专兼职法制教师，聘请兼职法制副校长或者法制辅导员，实行课堂教学与校外教育相结合，保证法制教育课时。
学校应当根据未成年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对其进行社会生活指导、心理健康辅导和青春期教育，配备心理健康辅导员。
学校教师和其他教育工作者应当履行本职工作职责，严格遵守职业道德规范；教师不得开办、参与或者推荐学生参与有偿课外辅导补习班、家教。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采取措施，保证教师将主要精力用于校内教学。
第十五条 学校、未成年学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互相配合，合理安排课业，保证未成年人的睡眠、娱乐和体育锻炼时间。
第十六条 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教育工作者应当关心、爱护、平等对待未成年人，不得以成绩或者其他因素歧视未成年人；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或者侮辱、诽谤、恐吓、贬损等损害其身心健康的言行。
第十七条 对有违纪行为的未成年学生，学校应当进行说服、教育和帮助；确需给予处分的，学校应当听取未成年学生及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陈述、申辩，并予以答复。未成年学生受到处分后已改正的，学校应当取消其处分决定，不列入品行记载。
第十八条 学校、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加强对有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学生的教育、管理；无力管教或者管教无效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送专门学校继续接受教育。学生在专门学校学习期间，原所在学校应当保留其学籍，其在专门学校学习的经历不记入个人档案。
专门学校学生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与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同等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
第十九条 学校应当加强网络知识与技能教育，校内互联网上网场所应当优先为未成年学生提供健康有益的上网服务，不得出租或者承包经营。
第二十条 鼓励和支持中小学校在节假日期间将文化体育设施对未成年人免费或者优惠开放。
学校应当加强对学生的活动场地、设施的检查、维护，保证其使用安全，并不得将其移作与教学无关的非公益性用途。
第二十一条 学校、幼儿园、托儿所校舍和其他设施建设应当符合国家抗震设防、消防、环境保护等规定，并进行经常性地安全、卫生检查。
第二十二条 学校、幼儿园应当建立校园安全制度，配备或者聘请专兼职保卫人员。教职员工对学校及周边发生的扰乱教学秩序或者侵犯未成年学生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应当及时制止，必要时向公安机关报告。
学校、幼儿园组织未成年学生参加集会、文化娱乐、体育、社会实践等集体活动应当采取安全措施，防止发生人身安全事故。
第二十三条 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针对各种灾害、传染性疾病、食物中毒、意外伤害等突发事件进行的安全演练，每学期不少于一次。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予以指导和监督。
发生突发事件和未成年人人身伤害事故时，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优先保护未成年人的安全，及时救护，妥善处理，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第二十四条 学校、幼儿园不得组织未成年学生参加剪彩、奠基等商业性活动；确需组织未成年人参加公益性庆典和外事活动的，应当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批准。
第二十五条 学校、幼儿园、托儿所除按国家和省规定收取费用外，不得另立收费项目或者提高收费标准；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学生购买商品、教学辅助材料或者捐款捐物。
第四章 社会保护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未成年人文化体育活动场所和设施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应当至少建有一处综合性未成年人活动场所；新建或者扩建城镇、居民小区，应当配套建设向未成年人开放的社区活动场所。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未成年人活动场所，并加强管理。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公共博物馆、图书馆、青少年宫、儿童活动中心应当免费对未成年人开放。展览馆、科技馆、文化馆、纪念馆、美术馆、体育场馆、公园、动物园、植物园等场馆，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免费或者优惠对未成年人开放。
第二十七条 公安、卫生、文化、环境保护、工商、住房和城乡建设等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周边治安、交通、食品安全、文化市场、环境、广告、市政设施等方面的监管和综合治理；对学校周边环境恶劣的地段，应当组织专项治理。
前款规定的行政部门应当设立举报电话，教育行政部门应当统一制作列有各行政部门举报电话的标牌，悬挂在学校门口显著位置。
第二十八条 公安、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行政部门应当在学校、幼儿园周边道路设置完善的交通标志、标线及交通安全设施；在城市学校、幼儿园周边有条件的道路设置上学、放学时段的临时停车泊位。
使用车辆接送未成年人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严格按照核定的车辆限乘人数接送未成年人，保证车辆的安全性能，并在显著位置设置未成年人乘用车辆标志。公安、教育行政部门和有关单位应当加强对接送未成年人车辆的检查监督，及时排除安全隐患。
第二十九条 中小学校园周边二百米范围内不得开设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不得设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腐蚀性等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使用场所或者设施。
第三十条 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等新闻媒体以及演艺团体，在其传播、创作活动中，应当强化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社会责任，完善审查、审核机制，及时揭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第三十一条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对难以判明是否成年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未成年人禁入标志和主管部门的举报电话,主管部门应当监督实施。
文化、公安、工商、通信管理等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及网上信息内容的管理和监督检查，建立完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义务监督员等制度，净化网络及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环境；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以及村（居）民委员会应当予以配合。
第三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鼓励和支持社区、学校以及有条件的单位建设、开放公益性互联网上网服务设施，推广绿色上网软件，为未成年人提供安全、健康、便利的上网服务。
第三十三条 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对难以判明是否成年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禁售标志和主管部门的举报电话,主管部门应当监督实施。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烟酒。禁止在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教室、寝室、活动室、阅览室和未成年人活动的其他室内场所吸烟、饮酒。
第三十四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隐私。对未成年人的信件、日记、电子邮件、网上聊天记录、手机短信及其他个人信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隐匿、毁弃，未经本人或其监护人同意，不得擅自开拆、查阅。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五条 对于人民检察院不起诉，人民法院免予刑事处罚、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解除羁押、服刑期满以及解除劳动教养的未成年人，学校、企业事业单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保障其享有复学、升学、就业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
第三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招用已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应当执行国家有关工种、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和劳动保护措施的规定，不得安排其从事过重、有毒、有害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劳动或者危险作业。
第三十七条 对因父母进城务工而随父母进城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流入地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保障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子女同等的受教育权；流出地人民政府应当配合做好相关的服务保障工作。
第三十八条 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当事人有权直接或者通过监护人向所在学校、当地村（居）民委员会或者有关部门请求保护和投诉、举报。
接到保护请求的有关单位和组织应当及时采取救助措施，不得拒绝、推诿。
未成年人遇有人身伤害危险而紧急求助时，首先接到求助请求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应当及时提供救助。
民政部门应当对弃儿、孤儿和流浪乞讨等生活无着以及因受虐待等需要及时救助的未成年人实施救助，并对孤儿、无法查明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以及其他生活无着的未成年人予以收留抚养。
民政、卫生等行政部门应当完善相关政策，对患重大疾病且生活困难的未成年人实施医疗救助。
第三十九条 教育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鼓励中小学校参加学校责任保险。
提倡未成年学生自愿参加意外伤害保险。
第五章 司法保护
第四十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在司法活动中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做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矫治工作，教育、感化、挽救违法犯罪未成年人。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根据需要设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人依法办理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
第四十一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询问未成年被害人、未成年证人时，应当通知监护人到场。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案件时，应当采取措施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和名誉权，防止未成年被害人生理、心理上受到新的伤害。
第四十二条 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必要时委托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或者其他组织聘请社会调查员。
社会调查员根据委托，可以对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供办案参考。
社会调查员在开展调查过程中，不得披露被调查未成年人的有关信息和资料。
第四十三条 保护未成年人继承、接受赠予或者以其他合法方式获得财产的权利。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在涉及未成年子女抚养问题时，应当听取有表达意愿能力的未成年子女的意见，根据保障子女权益的原则和双方具体情况依法处理。
第四十四条 对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或者不履行监护职责的，未成年人可以申请行政救助、法律援助或者司法救助；村（居）民委员会或者与该争议事项无利害关系的其他法定代理人可以代为申请行政救助、法律援助或者司法救助。
第四十五条 公安机关和其他有管辖权的机关接到未成年人受侵害案件的投诉、举报后应当及时受理，并在受理之日起30日内作出处理决定；重大复杂案件经其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可延长15日。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处理决定应当及时通知举报人、投诉人、被害人及其监护人。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其他法律、法规已规定行政处罚的，从其规定；造成人身财产损失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村（居）民委员会予以劝诫、制止和教育。
第四十八条 学校、幼儿园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拒绝适龄未成年人入学，强迫未成年学生停课、退学或者违法开除未成年学生的；
（二）将校内互联网上网场所出租或者承包经营的；
（三）未建立校园安全制度，校园安全管理混乱的；
（四）组织未成年学生参加剪彩、奠基等商业性活动的；
（五）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学生购买商品、教学辅助材料或者捐款捐物的。
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教育工作者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或者侮辱、诽谤、恐吓、贬损等损害其身心健康的言行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教育行政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的，由文化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处2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第五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的，由负责烟草、酒类专卖的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在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教室、寝室、活动室、阅览室和未成年人活动的其他室内场所吸烟、饮酒的，所在学校（园、所）应当及时制止，予以批评教育；拒不改正的，由教育行政部门处以200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二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不履行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职责或者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三条 本办法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1992年11月30日湖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1997年12月3日湖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修改的《湖北省未成年人保护实施办法》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