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湖北省公共安全技术防范管理规定》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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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湖北省公共安全技术防范管理规定》的决定
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312号
《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湖北省公共安全技术防范管理规定〉的决定》已经2007年10月29日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省长罗清泉
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湖北省公共安全技术防范管理规定》的决定
省人民政府决定对《湖北省公共安全技术防范管理规定》作如下修改：
一、第二条第二款修改为：“本规定所称公共安全技术防范设施，是指在危险、要害的场所和部位为防劫、防盗、防破坏和预防、减少治安危害事故，综合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公共安全技术防范产品组成的安全防范系统。”
二、第六条增加两项分别作为第七项、第八项：“（七）娱乐场所出入口、主要通道；
（八）城市居民住宅小区出入口、主要通道及其他公共区域；”
原第七项作为第九项。
三、第九条中“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部门”修改为：“城市规划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四、第十条修改为：“从事公共安全技术防范设施设计、施工和维修的单位，应当在领取工商营业执照后30日内，向省公安机关安全技术防范管理部门备案。”
五、删除第十一条。
六、删除第十二条。
七、第十三条改为第十一条，修改为：“要害部位和重要保密单位的公共安全技术防范设施，应当由符合保密要求的单位设计、施工和维修。”
八、第十四条改为第十二条，修改为：“按照规定需要进行公共安全技术防范设计的建筑工程，设计单位应按标准进行设计，建设单位应当将公共安全技术防范设计图纸及有关资料和设施方案报送公安机关审核；未经审核或者审核不合格的，建设单位不得施工。”
九、第十五条改为第十三条，修改为：“公共安全技术防范产品的生产、销售，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报省公安机关审批。公共安全技术防范设施不得使用国家明令淘汰或不合格的公共安全技术防范产品。禁止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技术标准或者强制性认证规定的公共安全技术防范产品；禁止安装、使用不符合国家技术标准或者强制性认证规定的公共安全技术防范产品。”
十、第十六条改为第十四条，修改为：“公共安全技术防范设施竣工时，必须经县（含县级市、省辖市的区，下同）以上公安机关验收，验收前由公安部授权的法定检验机构负责检验。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公共安全技术防范设施不得投入使用。”
十一、第十七条改为第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公共安全技术防范设施的方案审核、竣工验收按照投资额进行管理。投资额10万元以下的，由县公安机关负责；投资额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由省辖市（含自治州、省直管市）公安机关负责；投资额50万元以上的由省公安机关负责。武汉市公安机关可以负责本辖区内投资额100万元以下公共安全技术防范设施的方案审核、竣工验收。”
十二、删除第二十二条。
十三、删除第二十三条。
十四、第二十四条改为第二十条，修改为：“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以上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对属于经营活动并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但最高不超过3万元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万元以下罚款；属于非经营活动的，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一）从事公共安全技术防范设施设计、施工和维修的单位未在省公安机关安全技术防范管理部门备案的；
（二）未按规定将公共安全技术防范设计图纸及有关资料和设施方案报送公安机关审核而擅自施工的；
（三）违反规定使用国家明令淘汰或不合格的公共安全技术防范产品的；
（四）未经批准，擅自生产、销售公共安全技术防范产品的；
（五）生产、销售、使用不符合国家技术标准或强制性认证规定的公共安全技术防范产品的。”
十五、第二十五条改为第二十一条，修改为“违反本规定，将未经检验、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公共安全技术防范设施投入使用的，由县以上公安机关责令中止设施运行，并限期整改；逾期不改正的，对施工单位处以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导致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六、删除第二十九条。
此外，对部分条文的文字作相应的修改并对条文的顺序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湖北省公共安全技术防范管理规定》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后，重新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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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争议仲裁与诉讼的衔接问题探讨
韩刚 韩伟 高辉*
【摘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结构的调整加快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日趋扩大，各种劳动纠纷日益增多。但是由于立法滞后，作为关系最为密切的两种解决方式仲裁与诉讼在实践衔接的不是很好。本文从二者在管辖衔接、案件受理衔接、劳动争议仲裁裁决在诉讼中的效力、劳动争议申诉时效的性质及与诉讼时效的关系问题上从法理上进行了梳理与探讨。
【关键词】劳动争议；劳动仲裁
劳动争议又称劳动纠纷，是指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因执行劳动法律、法规或履行劳动合同、集体合同发生的纠纷。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结构的调整加快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日趋扩大，劳动争议的主体、内容日益复杂，各种劳动纠纷也日益增多。在劳动争议的几种解决方式中，仲裁与诉讼是其中关系最为密切，也是最为重要的两种解决方式，但是由于现行的法律、法规滞后于形势发展和实践的需要，在实务工作中对二者之间的衔接问题上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梳理和探讨。
一、管辖方面的衔接问题
＜2001＞法释14号司法解释颁布之前，实践中劳动争议管辖比较混乱。因不服仲裁裁决向法院起诉的案件中既有经过县．市．区级仲裁机关裁决的，也有直接由市级仲裁机关或省级仲裁机关裁决的。当事人向法院起诉，一般由基层法院立案受理，但也时常发生区级仲裁裁决由市中院作一审，或省．市级仲裁裁决由基层法院作一审的情况。这种混乱的级别管辖及管辖衔接，既不利于对当事人权利的保护，也使审判中的不正之风有机可乘。
对劳动争议案件的管辖问题，有人认为应当由作出裁决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按照本法级别管辖的规定，由基层人民法院或中级人民法院受理。这种观念有以下值得商榷之处。第一，劳动争议的当事人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不是劳动仲裁委员会，不能以劳动仲裁委员会所在地作为确定人民法院地域管辖的根据。依据民事诉讼法关于地域管辖所确立的原告就被告原则，应由劳动争议一方当事人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又因劳动争议双方当事人之间所具有的特殊劳动关系，用人单位的地址相对固定，且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十八条有“发生劳动争议的企业与职工不在同一个仲裁委员会管辖地区的，由职工当事人工资关系所在地的仲裁委员会处理“的规定，所以，应由用人单位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较为适当。第二，由于劳动仲裁委员会的组织设置不统一，与法院的设置也不同，有许多市辖区尚未设立劳动仲裁委员会，甚至在某些直辖市只有一个市级劳动仲裁委员会，而法院却有两个以上中级人民法院。如果规定由劳动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确定案件的管辖，将会导致案件过度集中于劳动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增加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负担，而劳动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管辖之外的中级人民法院却无权管辖劳动争议案件，这对人民法院的工作极为不利。＜解释＞第八条规定，劳动争议案件由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为克服用人单位与履行劳动合同地不在同一地，如果用人单位在烟台，而劳动合同履行地却在南通，若仅以用人单位所在地确定管辖，这对当事人的诉讼极为不方便，＜解释＞第八条除了规定由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同时，又规定了或由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这既方便了当事人诉讼和案件事实的查实，又与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的原则相符合。
二、关于案件受理方面的衔接问题
我国劳动法和国务院有关劳动法规的规定，劳动争议的处理机制实行先裁后审制，即劳动争议仲裁是劳动争议诉讼的前置程序，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才能予以受理。这个先裁后审的原则是根据劳动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 而确定的。这就要求人民法院在受理劳动争议案件时，除了要执行劳动仲裁为诉讼前置程序的规定外，还要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四个起诉必备要件。
对劳动仲裁委员会未作实质性处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受理，理论与实践中都有不同的观念。我们认为，设计劳动争议仲裁作为诉讼的前置程序的主要目的是减少劳动争议纠纷直接起诉到法院，对诉讼案件起一个缓冲的作用，以减少法院的工作压力。如果劳动仲裁委员会在收到劳动者的仲裁申请后，未作实质处理，仅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决的，而人民法院以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未作实质处理为由也不予受理，将会出现劳动者告状无门，其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的情况。对此，最高院的一些领导同志在在几次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讲话 及法释＜2001年＞14号司法解释都给了明确的答复。根据这些精神，第一，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当事人申请仲裁的事项不属于劳动争议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应分别予处理。属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应当受理；虽不属劳动争议案件，但属于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的其他案件，应当依法受理。第二，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劳动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60日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的，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诉讼请求。第三，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申请仲裁的主体不适格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经审查，确属主体不适格的，裁定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第四，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为纠正原仲裁裁决重新作出裁决，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第五，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的事项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范围，如留用察看，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
三、关于劳动争议仲裁裁决在诉讼中的效力问题
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仲裁裁决向法院起诉，劳动仲裁裁决在诉讼中的效力如何，在理论与实践中都有不同的认识。我们认为，劳动仲裁与诉讼都国家授权的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活动，二者不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劳动争议诉讼不应涉及仲裁的正确与否，没有对劳动争议仲裁裁决进行司法审查的义务。对仲裁裁决在诉讼中的效力问题，要区分几种不同情况分别处理。
（一）一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向法院起诉，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仲裁裁决是否当即生效的问题。
一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向法院起诉，法院经审理，如果认为仲裁决正确，或仲裁裁决虽有错误，但因该错误受到损害的被告未提起反诉，实践中有的按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处理，并认为驳回后，原仲裁裁决生效，当事人可向法院执行庭申请强制执行。对此，我们持不同意见，理由是法院在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时，必然涉及对仲裁裁决正误的判断，但这并不表示法院诉讼程序是仲裁程序的延续，两者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法院应当就当事人争议所涉及的民事关系进行全面审查，而最后的判决则是这种全面审查的全乎逻辑的结果。由于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该仲裁裁决便不生效，如果该仲裁裁决具有执行内容，尽管原告诉讼请求无理，也须将仲裁裁决中的具体执行内容以判决形式表达出来，否则将无法确定执行依据。
我们认为，在实体处理上，一旦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向法院提起诉讼，仲裁裁决即丧失效力，应直接作出裁判。需要说明的是，此类案件原告的起诉具有特殊性，即他不是要求被告赔偿他的损失，只是请求法院确认他有无须赔偿被告。那么法院的审理应该就原告是否应当赔偿被告以及赔偿多少来进行，而不能以原告打一场官司（在被告没有反诉的请况下），不仅没有得到赔偿，反而赔了被告，这种似是而非的观念来看待。
（二）当事人对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中的部分事项不服，争议仲裁裁决的效力问题。
我国劳动法及民事诉讼法规定，劳动争议仲裁是劳动争议案件进入诉讼的前置程序，如果当事人不服劳动仲裁裁决依法起诉到人民法院的，劳动争议仲裁不应发生效力。但在劳动争议案件进行入诉讼程序后，因劳动争议案件进行审理就又面临新的问题。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不告不理的原则，人民法院只可对当事人就劳动争议仲裁裁决部分事项不服而提出的请求进行审理，而不能对劳动争议案件进行全面审理。同时最高人民法院1989年对劳动部《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几个问题的通知函》的答复中明确规定，劳动争议当事人对仲裁决定不服的，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仍应以争议的双方为诉讼当事人，不应将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列为被告或第三人。在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中不含有撤销或者维持仲裁决定的内容的内容。依据该规定，人民法院也不能在对劳动争议案件进行处理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中，对当事人未提起诉讼的部分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事项作出维持仲裁裁决的内容。据此，当事人对没有提起诉讼的部分劳动争议仲裁裁决的事项，将失去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依据。如果人民法院对劳动争议仲裁裁决的全部内容一并审理，虽解决了当事人就提起诉讼的部分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事项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问题，但又违反了民事诉讼法不告不理的原则。对此，《解释》第十七条为满足审判实践的需要，规定，当事人对裁决中的部分事项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不发生法律效力。但在审判工作中，同时应对劳动仲裁裁决的全部内容进行审理并作出处理。对劳动仲裁裁决中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七条规定的（一）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用的；（二）追索劳动报酬的；（三）因情况紧急需要先予执行的内容，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先予执行。
（三）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后又撤诉的，仲裁裁决的效力如何。
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认识，主要涉及在劳动争议诉讼没有进入实质性处理时，仲裁裁决的效力如何确定，是否需要法院予明示裁决的效力。一种观点认为，在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撤诉后，应当明确恢复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一种观念认为，在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撤诉后，不应通过司法裁决确认裁决的效力，而是仲裁裁决自行发生法律效力。对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精神，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裁决向人民法院起诉后，裁决归于无效，但当事人又申请撤诉，经人民法院审查准予撤诉的，原仲裁裁决自人民法院裁定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理由是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判具有既判力，被生效裁判确认的事实认定具有确定性，与该生效裁判确认的事实相反的事实认定不能作为任何具有可强制执行效力的法律文书进行裁决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建立在与生效裁判相反的事实认定基础上的仲裁裁决当然不具有法律效力，这是由于生效裁判的既判力间接发生的法律拘束力的必然结果。
（四）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在向法院起诉时新增诉讼请求的，法院应如何处理。
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其请求范围与申请仲裁时有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对此，我们认为应把握两个原则，一是坚持先裁后审的原则；二是坚持方便诉讼的原则。当事人在起诉时新增加诉讼请求如果与仲裁申请中的请求是基于同一劳动关系而产生的，且增加诉讼请求与争议相关联，人民法院可一并处理，不必先裁后审。因仲裁程序只是是诉讼程序的前置程序、必经程序，但毕竟不是诉讼程序。审判实践中有一种错误认识，认为未经裁决的事项法院不能一并审理，必须重新回到仲裁阶段，且也增加了当事人的讼累。如果当事人所增加的诉讼请求虽与解决的争议相关联，但诉讼请求是独立的，此时应当告知当事人先申请仲裁。
（五）判决书中对劳动争议仲裁裁决的处理
前文已提到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对劳动争议仲裁裁决的效力不应作出评述，但是对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等处理决定，或者因其他原因解除劳动合同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依法判决予以撤销，但判决主文中不应涉及仲裁裁决正确与否。对于追索劳动报酬、养老金、医疗费用以及工伤保险待遇、经济补偿金、培训费及其他相关费用等案件，给付数额不当的，可以予以变更。
（六）仲裁裁决书、调解书的执行
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书、调解书，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劳动争议裁决书、调解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并经核实，人民法院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的规定，裁定不予执行：第一，裁决的事项不属于劳动争议仲裁范围，或者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第二，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第三，仲裁员仲裁该案时，有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第四，人民法院认为执行该劳动争议仲裁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在不予执行的裁定书中，应当告知当事人在收到裁定书之次日起30日内，可以就该劳动争议事项向人民法院起诉。
四、关于申请仲裁期限60日的性质及与诉讼时效的关系
《劳动法》规定，劳动者必须从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超过该期限，仲裁机构或不予受理或驳回申请。对这60日的性质，理论与实务界的争议很多，有的认为这是劳动争议仲裁申请时效，是劳动法规定的一种特殊时效，即劳动当事人在法定的时效内，不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即从程序和实体上丧失了请求仲裁保护的权利，从性质上属于民法上的除斥期间。目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对超过仲裁申请时效的当事人的请求一般不予受理，就是在程序上消灭了当事人申请仲裁保护的权利。
我们认为，劳动争议仲裁申请时效是指劳动法规定的仅适用于仲裁程序的一项制度，是当事人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的时效，不是诉讼时效，对超过仲裁时效，仲裁机构不受理，当事人不服起诉到法院的，法院应按民法通则规定诉讼时效审理，而不再去审查当事人申请仲裁是否超过仲裁时效，超过仲裁时效有无正当理由。理由如下：
第一、劳动法源于民法。早期，劳动者与雇主自由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这一法律关系显然是民事法律关系，双方发生争议按民事纠纷来处理。但由于雇主在经济、政治上处于优势地位，劳动者处于弱势，因而合同的约定往往对劳动者不利。随着社会的进步，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日渐加强，国家颁布了一系列强制性规范来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并以社会保障制度来弥补劳动者受损害的利益。这时劳动法逐渐从民法中分离出去。现在的情形是，劳动争议当事人对法律法规关于劳动者权利义务的规定有异议的，可进行行政仲裁或行政诉讼，而对根据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作出的约定产生纠纷的，各国仍是按民事纠纷处理，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因而劳动争议诉讼仍然属于民事诉讼的范畴。
第二，劳动法第82条规定的非常明确：即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显然，这只是仲裁申诉时效，只能适用于仲裁阶段。
第三，从我国设立的劳动争议案件处理程序来看，是“一裁两审“，且将仲裁作为诉讼的前置程序，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对于仲裁机构作出裁决或决定不予受理的案件，法院应受理。之所以有这样的司法解释，是为了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如果法院对仲裁机构因当事人超过仲裁时效的劳动争议不受理，当事人不服诉到法院，法院以超过仲裁时效为由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则诉讼程序的设立对这部分劳动争议当事人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第四，法院在受理这类劳动争议案件事，如果再去审理当事人申请仲裁是否过了仲裁时效，有无正当理由，实际是在审查仲裁机构的不予受理决定书是否正确，这与我们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宗旨是相悖的。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是要审查一方当事人的处理决定是否正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而不应对仲裁机构的裁决进行评述。
第五，审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原则是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首先应适用劳动法。而劳动法没有诉讼时效的规定定，当然应适用作为普通适用的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只要自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到其起诉不超过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从收到不予受理决定书到起诉不超过15天，或者超过了诉讼时效，有中止、中断的情况，就不能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第六，超过仲裁时效，有不可抗力或其他正当理由，是仲裁机构应当受理的依据，而不是法院对案件如何处理的依据。而仲裁机构受理与否，只要当事人在收到裁决书后15日内向法院起诉，法院都应受理，所以将有无不可抗力或其他正当理由作为法院处理这类案件的依据是没有依据的。
第七、仲裁与诉讼是两种不同的程序，而且是不可逆转的，在诉讼阶段再去审查是否有仲裁机构应予受理的情况，有从诉讼阶段回转到仲裁程序之嫌，这一做法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法院是纠纷的最终裁判机关，应按照审理民事案件的有关规定加以处理。
前文已论述申请仲裁的60日期限为劳动争议仲裁的申诉时效，不是除斥期间。尽管它与民事诉讼时效都属消灭时效制度，即当事人在一定期间内不主张权利就丧失法律保护的时效制度，但它有区别于诉讼时效的一面：
第一，劳动争议仲裁申诉时效是一种特别时效，仅适用于劳动争议这一特定民事法律关系。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是所有民事案件（除法律规定的以外）普通适用的时效。
第二，时效中止的事由与民事诉讼时效中止事由不同。根据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引起仲裁申诉时效中止的事由有二种，（一）是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调解期间。《意见》第八十九条规定，劳动争议当事人向企业劳动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应在30日结束调解，自调解结束之日起，申诉时效继续计算。调解超过30日，申请时效从30日之后的第一天继续计算。即因调解而中止申诉时效的最长期限为30天。（二）是当事人向仲裁机构申请至受理的期间申请时效中止。民法通则关于中止 的事由为不可抗力和其他障碍。
第三，劳动法关于仲裁申诉时效无中断及延长的规定。劳动法规定的申请时效为60日，民法通则规定的一般时效为二年，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何种规定劳动部《关于劳动争议仲裁工作几个问题的通知》（劳动部发（95）338号）指出：劳动法第82条对一般情况下仲裁申诉时效作出了规定，《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当事人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超过前款规定的申请仲裁时效的，仲裁委员会应当受理“的规定，是对特殊情况的特殊规定，应当继续执行。在实践中，仲裁委员会也是按照劳动部的这一规定去做的，这实际上就是对仲裁申诉时效的延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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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劳动争议案件理论与审判实务．
解读“非公有制经济36条”的法律意义
内容提要 “非公有制经济36条”的公布，是我国至建国以来，我国政府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清除体制性障碍的第一声。这第一声，意味着我国自计划经济时代沿袭下来的歧视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取向成为历史。意味着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可以与公有制经济主体一样，在同一起跑线上，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的竞争主体了。还意味着，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不一定非姓“公”了。因此，“非公有制经济36条”的出台，对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今后的发展，不仅有着前所未有的现实意义，而且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而对我们的国家和“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来说，更加有着非同寻常的法律意义。
关键词 非公有制经济36条 法律意义
Abstract: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Non-Public Economy 36”is the first voice to clean the barriers of the Non-Public Economy development from the 1949. This means the discriminative regulation trend of circumscribing the Non-Public Economy is turning to be history. This means the Non-Public Economy objects can compete with the Public Economy objects fairly, and also means perhaps the main power to drive the economy is not definitely the Public Economy. Therefore,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Non-Public Economy 36”, not only has the practical meaning but the history meaning for national economy. To our nation and The Non-Public Economy objects, it has a special legal meaning.
Key words: The Non-Public Economy Legal meaning
“非公有制经济”，这个有着所有制经济成份的关键词，在我国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耳熟能详，人人皆知。大家都知道“非公有制经济”的含义与地位。与公有制经济相比，“非公有制经济”无非是“补充经济”或者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非公有制经济”在所有制经济成份中的法律地位也居于次要地位。相应的，所从事非公有制经济活动的主体（指个体、私营企业和以私营、个体为主的股份制民营企业）也只能享有“次国民待遇”。几十年来，习惯如此。这也体现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以公有制为主要经济成份的特色。然而，市场经济体制下，其主体没有主次之分，“领头羊”的身份是靠经济成份主体自己挣出来的。但是，打破旧有的习惯需要勇气与机遇。2005年2月24日国务院出台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俗称“非公有制经济３６条”）。这是至建国以来，我国政府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清除体制性障碍的第一声。这第一声，意味着我国自计划经济时代沿袭下来的歧视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取向成为历史。意味着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可以与公有制经济主体一样，在同一起跑线上，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的竞争主体了。还意味着，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不一定非姓“公”了。如此说来，“非公有制经济36条”的出台，对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今后的发展，不仅有着前所未有的现实意义，而且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同时对我们的国家和“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来说，更加有着非同寻常的法律意义。
一、36条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法律地位
作为一种所有制成份的存在，由国家政策法律的肯定与认可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国家政策的支持，任何一种所有制成份都将难以存续。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伴随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而进行的，在政策上就已经走过了一条漫长的历程。１９８０年８月中央转发《进一步做好城镇劳动就业工作》的文件，这是在政策上第一次对个体经济的肯定。１９８４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坚持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共同发展，是我们长期的方针”，认可了“非公有制经济”为我国多种经济形式的一种形式，以后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从政策上不断得到逐步提高。1988年4月，我国《宪法》确立了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同年6月国务院出台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1989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根据宪法和《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开始对私营企业进行登记注册工作，当年共登记私营企业90581户。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使以私营、个体合作为主的股份制民营企业，在我国沿海城市迅速发展起来。
作为一种所有制成份的存在，在由国家政策肯定的同时，法律的确认也至关重要。对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确认，最重要的是我国宪法的修正案。1988年，我国首次修改宪法时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次写入宪法；1999年又一次修宪时，非公有制经济由原来的“补充经济”成份被提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再次修宪，增加了“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内容，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由“引导、监督和管理”，变为“鼓励、支持和引导”。这一步一步的变化，使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有了充分的发展机会，并逐渐积累了巨大的能量，在国际上的政治影响也越来越大。然而，由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在享受国民待遇问题上，其实际操作突破不大，制约了“非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民营企业本身的可持续发展，到国际市场的拓展性发展受到了限制。尽管从1997年到2002年我国连续出台了《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和《中小企业促进法》等，这些被专家认为是涉及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法律。但是，《中小企业促进法》的可操作性不强，对中小企业并没有提供更多实质性的保护性措施。这说明问题仍然是来自于国家政策上和法律上的不完善。从国家的宏观政策层面上看，虽然宪法已将非公有制经济作为我国所有制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确认，但至今在具体法律上仍没有明确其法律地位，因而无法得到足够的法律保护。比如民营企业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国内市场准入及融资方面仍面临着一些明显的体制性障碍。这些法律与政策盲区，使民营企业在法治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方面都遭受不平等的待遇。
对以上情况，我国政府审时度势，就势而为，在加入WTO的大背景下，推出了“非公有制经济36条”，这是我国至建国以来首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以此文件为分水岭，我国政府将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手段和举措，从分散的政策支持转为总体的制度保障。文件将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人格地位加以提升，全面放开民间投资准入领域，凡是对外商开放的行业与领域，都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凡是对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民间资本同样享受。在投资核准、融资服务、财税政策、土地使用、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对非公有制经济主体与其他所有制主体一样，一视同仁，实行同等待遇。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原先的垄断行业和公共领域，这将使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有个“质”的飞跃。同时，意味着从此“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法律地位得到了肯定，使他们可以与公有制经济主体一样可以参与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而不受限制了。
总之，“在比较重视意识形态之争的中国，非公经济能够得到快速发展，与其法律地位的确定有很大的关系。”①
二、36条体现了市场经济的“三公”原则
“三公”原则，是证券市场的基本原则，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竞争、政府管理的基本原则。作为证券市场的“三公”原则，是指在证券发行中，发行人应及时公开与发行证券相关的信息；在证券交易中，投资者获得公平的交易机会；而在证券市场管理和证券发行中，国家管理机构和发行人应该公正地对待所有的上市申请者和股东。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竞争、政府管理的“三公”原则。公开原则是指政府机关管理行为的透明度。要求政府机关将自己的管理内容、管理程序以及管理行为适时公开，增强政府机关经济管理、服务的效率和水平；公平原则是指各种所有制经济成份主体在市场竞争、市场交易中的平等，包括法律地位的平等、待遇平等、获得的竞争机会平等，以及在交易中权利义务的平等；公正原则，则是指国家政府机关应公正地给与不同所有制经济成份主体以同等的政策待遇，比如，对所有市场主体制定相同的竞争规则、标准来体现公正原则。其实，说到底，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竞争、政府管理的“三公”原则所体现的价值，一是秩序，二是效率，三是公平。公平不仅是指市场主体在经济生活中的公平，还包括社会总体的公平。社会总体公平，不但要求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也要求国家给与市场主体公平的机会，公平的政策待遇。同时，有了社会总体的公平，才能体现实质意义上的公开与公正，国家社会也才能有真正的秩序和效率。
“非公有制经济36条”的出台，是我国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坚定选择。“非公有制经济36条”的规定，体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竞争、政府管理的“三公”原则，体现了社会总体公平原则。比如在市场准入问题上，“36条”以一个正式的国家文件形式，向全世界承诺，要对本国公民贯彻“平等准入、公平待遇”的原则，这不仅体现了“三公”原则，也体现了我国履行入世承诺的实际行动。在入世过渡的进程中，我国第一次为所有的市场主体构筑了公平竞争的市场平台，给与了所有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机会和公平的政策待遇。不管是公有制经济主体，还是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或是外商投资主体都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没有尊卑优先普通之说，这实在是一种很大的进步。另外，“36条”在完善对非公有制经济社会服务方面，也体现了公正原则，在改进政府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监管方面，体现了公开原则。
三、36条将促进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
“36条”是国务院下发的政策性文件，具有行政法规的效用。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限于文件的自身性质，“36条”还只是一些原则性规定，可操作性不强。因此，“36条”第一条第1款提出了明确要求，规定：“国家有关部门与地方人民政府要尽快完成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的法规、规章和政策性规定工作。清理和修订工作要在２００５年底前完成。”那么，目前涉及到限制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哪些呢?如果从民营企业的角度来说，现行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明确规定民营企业开业登记前，需要进行前置审查、审批或实行许可证制度的有20多部法律、60多部法规和规章，包括14个行业、149个经营项目，涉及公安、卫生、文化、旅游、房管、劳动等38个政府行政管理部门。且有些职能部门通过规章形式，自行规定实行许可证制度或擅自扩大实行许可证制度范围。因此，一些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有待废止、修改与完善。②
有关“非公有制经济”方面的待废止的法律，如《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试行办法》等。1988年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规定“私营企业不得从事军工、金融业的生产经营”。国务院1990年1月颁布的《关于个体和私营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规定》中规定“国家不准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从事金融业、对外贸易业、轻工业、房地产开发业、铁路运输业、远洋运输业等重要行业。”这些与当前的“非公有制经济36条”的规定相悖的法律法规当然应当及时废止。
有关“非公有制经济”的待修改完善的法律，是指那些与当前的“非公有制经济36条”本意相悖的，与宪法修正案内容不相适应的，或者严重不符合宪法修正案要求的法律法规要进行修订，这涉及到《公司法》、《证券法》、《破产法》、《担保法》、《土地管理法》、《城市拆迁管理条例》、《合同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票据法》等等。以上法律法规到底影响到“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哪些方面？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在取得法人资格方面。以前，不同所有制经济成份主体，取得法人资格的条件也不同。国有、集体、股份合作制企业按照《国有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具有一定的注册资金，就可以取得企业法人资格，核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外商独资企业按《外资企业法》的规定也可以取得法人资格，而个体、私营企业，不管是独资还是合伙都不能取得法人资格，这意味着这些主体在生产经营中只能承担无限责任或无限连带责任。如果按照《公司法》的规定，非公有制主体能够取得法人资格，也必须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其注册资本按照拟设立的公司的不同类别（生产、商品批发、商品零售和科技咨询服务），最少不能低于50万元、50万元、30万元、10万元。这样，对没有资金或者很少资金的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来说，要取得法人资格是不限制的限制。
2、在企业融资方面。《金融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禁止私营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不允许上市发行股票，也不允许通过银行发行企业债券，限制了上规模、有发展潜力的私营企业在同等条件下的融资能力，增加了企业资金的使用成本。民营企业向银行贷款，也受到银行贷款条件、额度及担保条件的过分限制。《公司法》、《合伙企业法》还规定，不允许公司向合伙企业投资，或者与自然人组建合伙企业，因此，个体、合伙企业融资更加困难。
3、在申报自营进出口经营权方面。根据《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个人独资企业应按33%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同时根据《个人所得税法》，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应从企业的收益中按20%的比例提取个人所得税。这种既收企业所得税又收个人所得税的双重征税制，必然增加个人独资企业的负担，限制个人投资办企业的积极性。
4、在破产保障制度方面。中国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竞争激烈，风险很大，经营亏损、倒闭破产在所难免，但中国的破产保障制度，仅有试行的国有企业《破产法》。另外，在《民事诉讼法》中有关于“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的一个程序，缺乏对民营企业的破产保障制度，导致在实践中倒闭破产的民营企业主不顾一切、一走了之的情况时有发生，不仅无法保障民营企业经营者及家庭的基本生活，影响民营企业的正常健康发展，也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不稳定因素，最终，债权人的债权难以得到保障。
四、36条将树立反垄断的旗子
一个国家是否需要反垄断法，决定于它的经济体制。如果是一个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以市场机制作为配置资源的根本手段，当生产力发展到企业兼并浪潮风起云涌时，自然形成垄断现象，垄断组织的出现，使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中小企业，被大企业以及企业集团所排挤、掠夺。那么，这个国家为了保护竞争的市场环境，保护中小企业的利益，必然要进行反垄断，制定反垄断法，为所有企业营造一个公平、自由的竞争环境。如果一个国家是以计划机制作为配置资源的根本手段，则必然形成国家垄断，其政府部门会以行政命令式的手段限定行业垄断，对限定的行业限制部分经营者的市场准入。当然，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也就形不成竞争的市场氛围，就不可能进行反垄断，制定反垄断法。看来《反垄断法》是“市场经济宪法”之法。
我国现在是一个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已经明确了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迅速增长，尤其是近几年来，企业在兼并中向大型化、集团化发展，垄断现象充斥市场。近些年来，外资企业、跨国公司在进入我国市场的情况下，借助我国对其的政策优势，也助推垄断的加剧，这就需要制定反垄断法。然而，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体制的过渡期，１０多年前就开始酝酿的《反垄断法》，迄今为止，仍停留在“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阶段。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各界对涉及反垄断的一些原则性和方向性问题一直争执不下。这一现象说明，我国目前还不算是十足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其垄断的性质多为行政性垄断，而不是纯粹的自然性垄断。因此，《反垄断法》的产生也就难以突破。
“非公有制经济36条”的出台，打破了这一尴尬的僵局，允许民营和私营企业可以进入垄断行业、基础设施领域和社会公益性部门乃至国防工业。在金融、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行业和领域，进一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将成为其中的竞争主体之一。
“36条”的规定，是对我国长期以来行政性行业垄断的突破。全国工商联的新近调查显示，民营企业主要分布在农业、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商业等１５个行业。从调研数据来看，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７９％）和商业类第三产业（２０％）。③经过长期的发展，民营企业已经成长出许多在国内国际市场中颇有实力的知名大企业，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中，不少民营企业准备进入，或者已经进入钢铁、汽车、微电子等技术和资金密集型行业，这说明民营企业有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升级方面的要求。但这方面的进入通道仍然不通畅，很多行业的准入门槛过高，行业限制仍然很大，特别是在铁路、电力、石油、电信、民航等国有垄断行业。众所周知，我国很多所谓的垄断行业，如民航、石油等实际上并不属于自然垄断，而是通过行政命令形成的。一些行业之所以长期对民营企业紧闭大门，主要是因为许多政府部门职能错位，直接参与到某些行业的经营当中，由此导致对这些行业的垄断以维持高额的利税来源。垄断导致进入不充分，有效供应不足，价格向上走，也使一些垄断行业成为经济发展瓶颈，如水、电、收费公路、地铁等行业。显然，这是一种带有浓重行政干预色彩的垄断。而“36条”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也就必然意味着对行政性垄断的突破，为我国的反垄断树起了一面旗子。
五、36条明确了对私人财产的保护
“36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非公有制企业的合法财产，不得非法改变非公有制企业财产的权属关系。这一规定明确了对私人财产的保护问题，也结束了私营企业、个体挂靠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因财产归宿而发生纠纷的历史。在此之前，尽管宪法已经明确宣示,国家保护公民合法财产的所有权,但由于宪法对保护公共财产的宣示要强烈得多(宪法第一章第十二条规定,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破坏国家和集体的财产),这种区别性的宣示可能被理解为区别性的政策,所以仍然有必要在法律和相关文件中进一步强调对私人财产的保护。旧话说，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这种观念是说，国家富有了，人民才有饭吃，所以保护公有财产是每个公民的神圣职责。其实这种观念现在应该倒过来理解，小河有水大河满，小河无水大河干。因为，溪流成河，百川归海。人民富裕了，国家就更加强大了，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民间的财富积累，再怎么富也富不起来。因此，保护私有财产的政策是英明之举。“36条”在我国社会长期对财产保护观念不清的情况下，明前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问题，这不但是财产明晰的一大进步，而且是对“非公有制经济”存续、发展的实质意义上的保护。
以上是笔者对“非公有制经济36条”法律意义的解读，有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注：①人大财经委经济室主任李鲁阳在“全球财经观察”网上对36条出台的评说
②中国网
③《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蓝皮书。河南日报2005/7/1 第4版
——河南财经学院法学系 任兰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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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刚 韩伟 高辉*
【摘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结构的调整加快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日趋扩大，各种劳动纠纷日益增多。但是由于立法滞后，作为关系最为密切的两种解决方式仲裁与诉讼在实践衔接的不是很好。本文从二者在管辖衔接、案件受理衔接、劳动争议仲裁裁决在诉讼中的效力、劳动争议申诉时效的性质及与诉讼时效的关系问题上从法理上进行了梳理与探讨。
【关键词】劳动争议；劳动仲裁
劳动争议又称劳动纠纷，是指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因执行劳动法律、法规或履行劳动合同、集体合同发生的纠纷。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结构的调整加快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日趋扩大，劳动争议的主体、内容日益复杂，各种劳动纠纷也日益增多。在劳动争议的几种解决方式中，仲裁与诉讼是其中关系最为密切，也是最为重要的两种解决方式，但是由于现行的法律、法规滞后于形势发展和实践的需要，在实务工作中对二者之间的衔接问题上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梳理和探讨。
一、管辖方面的衔接问题
＜2001＞法释14号司法解释颁布之前，实践中劳动争议管辖比较混乱。因不服仲裁裁决向法院起诉的案件中既有经过县．市．区级仲裁机关裁决的，也有直接由市级仲裁机关或省级仲裁机关裁决的。当事人向法院起诉，一般由基层法院立案受理，但也时常发生区级仲裁裁决由市中院作一审，或省．市级仲裁裁决由基层法院作一审的情况。这种混乱的级别管辖及管辖衔接，既不利于对当事人权利的保护，也使审判中的不正之风有机可乘。
对劳动争议案件的管辖问题，有人认为应当由作出裁决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按照本法级别管辖的规定，由基层人民法院或中级人民法院受理。这种观念有以下值得商榷之处。第一，劳动争议的当事人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不是劳动仲裁委员会，不能以劳动仲裁委员会所在地作为确定人民法院地域管辖的根据。依据民事诉讼法关于地域管辖所确立的原告就被告原则，应由劳动争议一方当事人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又因劳动争议双方当事人之间所具有的特殊劳动关系，用人单位的地址相对固定，且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十八条有“发生劳动争议的企业与职工不在同一个仲裁委员会管辖地区的，由职工当事人工资关系所在地的仲裁委员会处理“的规定，所以，应由用人单位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较为适当。第二，由于劳动仲裁委员会的组织设置不统一，与法院的设置也不同，有许多市辖区尚未设立劳动仲裁委员会，甚至在某些直辖市只有一个市级劳动仲裁委员会，而法院却有两个以上中级人民法院。如果规定由劳动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确定案件的管辖，将会导致案件过度集中于劳动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增加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负担，而劳动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管辖之外的中级人民法院却无权管辖劳动争议案件，这对人民法院的工作极为不利。＜解释＞第八条规定，劳动争议案件由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为克服用人单位与履行劳动合同地不在同一地，如果用人单位在烟台，而劳动合同履行地却在南通，若仅以用人单位所在地确定管辖，这对当事人的诉讼极为不方便，＜解释＞第八条除了规定由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同时，又规定了或由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这既方便了当事人诉讼和案件事实的查实，又与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的原则相符合。
二、关于案件受理方面的衔接问题
我国劳动法和国务院有关劳动法规的规定，劳动争议的处理机制实行先裁后审制，即劳动争议仲裁是劳动争议诉讼的前置程序，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才能予以受理。这个先裁后审的原则是根据劳动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 而确定的。这就要求人民法院在受理劳动争议案件时，除了要执行劳动仲裁为诉讼前置程序的规定外，还要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四个起诉必备要件。
对劳动仲裁委员会未作实质性处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受理，理论与实践中都有不同的观念。我们认为，设计劳动争议仲裁作为诉讼的前置程序的主要目的是减少劳动争议纠纷直接起诉到法院，对诉讼案件起一个缓冲的作用，以减少法院的工作压力。如果劳动仲裁委员会在收到劳动者的仲裁申请后，未作实质处理，仅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决的，而人民法院以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未作实质处理为由也不予受理，将会出现劳动者告状无门，其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的情况。对此，最高院的一些领导同志在在几次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讲话 及法释＜2001年＞14号司法解释都给了明确的答复。根据这些精神，第一，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当事人申请仲裁的事项不属于劳动争议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应分别予处理。属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应当受理；虽不属劳动争议案件，但属于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的其他案件，应当依法受理。第二，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劳动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60日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的，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诉讼请求。第三，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申请仲裁的主体不适格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经审查，确属主体不适格的，裁定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第四，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为纠正原仲裁裁决重新作出裁决，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第五，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的事项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范围，如留用察看，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
三、关于劳动争议仲裁裁决在诉讼中的效力问题
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仲裁裁决向法院起诉，劳动仲裁裁决在诉讼中的效力如何，在理论与实践中都有不同的认识。我们认为，劳动仲裁与诉讼都国家授权的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活动，二者不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劳动争议诉讼不应涉及仲裁的正确与否，没有对劳动争议仲裁裁决进行司法审查的义务。对仲裁裁决在诉讼中的效力问题，要区分几种不同情况分别处理。
（一）一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向法院起诉，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仲裁裁决是否当即生效的问题。
一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向法院起诉，法院经审理，如果认为仲裁决正确，或仲裁裁决虽有错误，但因该错误受到损害的被告未提起反诉，实践中有的按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处理，并认为驳回后，原仲裁裁决生效，当事人可向法院执行庭申请强制执行。对此，我们持不同意见，理由是法院在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时，必然涉及对仲裁裁决正误的判断，但这并不表示法院诉讼程序是仲裁程序的延续，两者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法院应当就当事人争议所涉及的民事关系进行全面审查，而最后的判决则是这种全面审查的全乎逻辑的结果。由于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该仲裁裁决便不生效，如果该仲裁裁决具有执行内容，尽管原告诉讼请求无理，也须将仲裁裁决中的具体执行内容以判决形式表达出来，否则将无法确定执行依据。
我们认为，在实体处理上，一旦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向法院提起诉讼，仲裁裁决即丧失效力，应直接作出裁判。需要说明的是，此类案件原告的起诉具有特殊性，即他不是要求被告赔偿他的损失，只是请求法院确认他有无须赔偿被告。那么法院的审理应该就原告是否应当赔偿被告以及赔偿多少来进行，而不能以原告打一场官司（在被告没有反诉的请况下），不仅没有得到赔偿，反而赔了被告，这种似是而非的观念来看待。
（二）当事人对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中的部分事项不服，争议仲裁裁决的效力问题。
我国劳动法及民事诉讼法规定，劳动争议仲裁是劳动争议案件进入诉讼的前置程序，如果当事人不服劳动仲裁裁决依法起诉到人民法院的，劳动争议仲裁不应发生效力。但在劳动争议案件进行入诉讼程序后，因劳动争议案件进行审理就又面临新的问题。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不告不理的原则，人民法院只可对当事人就劳动争议仲裁裁决部分事项不服而提出的请求进行审理，而不能对劳动争议案件进行全面审理。同时最高人民法院1989年对劳动部《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几个问题的通知函》的答复中明确规定，劳动争议当事人对仲裁决定不服的，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仍应以争议的双方为诉讼当事人，不应将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列为被告或第三人。在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中不含有撤销或者维持仲裁决定的内容的内容。依据该规定，人民法院也不能在对劳动争议案件进行处理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中，对当事人未提起诉讼的部分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事项作出维持仲裁裁决的内容。据此，当事人对没有提起诉讼的部分劳动争议仲裁裁决的事项，将失去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依据。如果人民法院对劳动争议仲裁裁决的全部内容一并审理，虽解决了当事人就提起诉讼的部分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事项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问题，但又违反了民事诉讼法不告不理的原则。对此，《解释》第十七条为满足审判实践的需要，规定，当事人对裁决中的部分事项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不发生法律效力。但在审判工作中，同时应对劳动仲裁裁决的全部内容进行审理并作出处理。对劳动仲裁裁决中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七条规定的（一）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用的；（二）追索劳动报酬的；（三）因情况紧急需要先予执行的内容，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先予执行。
（三）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后又撤诉的，仲裁裁决的效力如何。
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认识，主要涉及在劳动争议诉讼没有进入实质性处理时，仲裁裁决的效力如何确定，是否需要法院予明示裁决的效力。一种观点认为，在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撤诉后，应当明确恢复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一种观念认为，在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撤诉后，不应通过司法裁决确认裁决的效力，而是仲裁裁决自行发生法律效力。对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精神，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裁决向人民法院起诉后，裁决归于无效，但当事人又申请撤诉，经人民法院审查准予撤诉的，原仲裁裁决自人民法院裁定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理由是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判具有既判力，被生效裁判确认的事实认定具有确定性，与该生效裁判确认的事实相反的事实认定不能作为任何具有可强制执行效力的法律文书进行裁决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建立在与生效裁判相反的事实认定基础上的仲裁裁决当然不具有法律效力，这是由于生效裁判的既判力间接发生的法律拘束力的必然结果。
（四）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在向法院起诉时新增诉讼请求的，法院应如何处理。
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其请求范围与申请仲裁时有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对此，我们认为应把握两个原则，一是坚持先裁后审的原则；二是坚持方便诉讼的原则。当事人在起诉时新增加诉讼请求如果与仲裁申请中的请求是基于同一劳动关系而产生的，且增加诉讼请求与争议相关联，人民法院可一并处理，不必先裁后审。因仲裁程序只是是诉讼程序的前置程序、必经程序，但毕竟不是诉讼程序。审判实践中有一种错误认识，认为未经裁决的事项法院不能一并审理，必须重新回到仲裁阶段，且也增加了当事人的讼累。如果当事人所增加的诉讼请求虽与解决的争议相关联，但诉讼请求是独立的，此时应当告知当事人先申请仲裁。
（五）判决书中对劳动争议仲裁裁决的处理
前文已提到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对劳动争议仲裁裁决的效力不应作出评述，但是对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等处理决定，或者因其他原因解除劳动合同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依法判决予以撤销，但判决主文中不应涉及仲裁裁决正确与否。对于追索劳动报酬、养老金、医疗费用以及工伤保险待遇、经济补偿金、培训费及其他相关费用等案件，给付数额不当的，可以予以变更。
（六）仲裁裁决书、调解书的执行
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书、调解书，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劳动争议裁决书、调解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并经核实，人民法院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的规定，裁定不予执行：第一，裁决的事项不属于劳动争议仲裁范围，或者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第二，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第三，仲裁员仲裁该案时，有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第四，人民法院认为执行该劳动争议仲裁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在不予执行的裁定书中，应当告知当事人在收到裁定书之次日起30日内，可以就该劳动争议事项向人民法院起诉。
四、关于申请仲裁期限60日的性质及与诉讼时效的关系
《劳动法》规定，劳动者必须从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超过该期限，仲裁机构或不予受理或驳回申请。对这60日的性质，理论与实务界的争议很多，有的认为这是劳动争议仲裁申请时效，是劳动法规定的一种特殊时效，即劳动当事人在法定的时效内，不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即从程序和实体上丧失了请求仲裁保护的权利，从性质上属于民法上的除斥期间。目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对超过仲裁申请时效的当事人的请求一般不予受理，就是在程序上消灭了当事人申请仲裁保护的权利。
我们认为，劳动争议仲裁申请时效是指劳动法规定的仅适用于仲裁程序的一项制度，是当事人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的时效，不是诉讼时效，对超过仲裁时效，仲裁机构不受理，当事人不服起诉到法院的，法院应按民法通则规定诉讼时效审理，而不再去审查当事人申请仲裁是否超过仲裁时效，超过仲裁时效有无正当理由。理由如下：
第一、劳动法源于民法。早期，劳动者与雇主自由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这一法律关系显然是民事法律关系，双方发生争议按民事纠纷来处理。但由于雇主在经济、政治上处于优势地位，劳动者处于弱势，因而合同的约定往往对劳动者不利。随着社会的进步，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日渐加强，国家颁布了一系列强制性规范来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并以社会保障制度来弥补劳动者受损害的利益。这时劳动法逐渐从民法中分离出去。现在的情形是，劳动争议当事人对法律法规关于劳动者权利义务的规定有异议的，可进行行政仲裁或行政诉讼，而对根据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作出的约定产生纠纷的，各国仍是按民事纠纷处理，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因而劳动争议诉讼仍然属于民事诉讼的范畴。
第二，劳动法第82条规定的非常明确：即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显然，这只是仲裁申诉时效，只能适用于仲裁阶段。
第三，从我国设立的劳动争议案件处理程序来看，是“一裁两审“，且将仲裁作为诉讼的前置程序，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对于仲裁机构作出裁决或决定不予受理的案件，法院应受理。之所以有这样的司法解释，是为了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如果法院对仲裁机构因当事人超过仲裁时效的劳动争议不受理，当事人不服诉到法院，法院以超过仲裁时效为由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则诉讼程序的设立对这部分劳动争议当事人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第四，法院在受理这类劳动争议案件事，如果再去审理当事人申请仲裁是否过了仲裁时效，有无正当理由，实际是在审查仲裁机构的不予受理决定书是否正确，这与我们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宗旨是相悖的。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是要审查一方当事人的处理决定是否正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而不应对仲裁机构的裁决进行评述。
第五，审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原则是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首先应适用劳动法。而劳动法没有诉讼时效的规定定，当然应适用作为普通适用的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只要自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到其起诉不超过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从收到不予受理决定书到起诉不超过15天，或者超过了诉讼时效，有中止、中断的情况，就不能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第六，超过仲裁时效，有不可抗力或其他正当理由，是仲裁机构应当受理的依据，而不是法院对案件如何处理的依据。而仲裁机构受理与否，只要当事人在收到裁决书后15日内向法院起诉，法院都应受理，所以将有无不可抗力或其他正当理由作为法院处理这类案件的依据是没有依据的。
第七、仲裁与诉讼是两种不同的程序，而且是不可逆转的，在诉讼阶段再去审查是否有仲裁机构应予受理的情况，有从诉讼阶段回转到仲裁程序之嫌，这一做法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法院是纠纷的最终裁判机关，应按照审理民事案件的有关规定加以处理。
前文已论述申请仲裁的60日期限为劳动争议仲裁的申诉时效，不是除斥期间。尽管它与民事诉讼时效都属消灭时效制度，即当事人在一定期间内不主张权利就丧失法律保护的时效制度，但它有区别于诉讼时效的一面：
第一，劳动争议仲裁申诉时效是一种特别时效，仅适用于劳动争议这一特定民事法律关系。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是所有民事案件（除法律规定的以外）普通适用的时效。
第二，时效中止的事由与民事诉讼时效中止事由不同。根据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引起仲裁申诉时效中止的事由有二种，（一）是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调解期间。《意见》第八十九条规定，劳动争议当事人向企业劳动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应在30日结束调解，自调解结束之日起，申诉时效继续计算。调解超过30日，申请时效从30日之后的第一天继续计算。即因调解而中止申诉时效的最长期限为30天。（二）是当事人向仲裁机构申请至受理的期间申请时效中止。民法通则关于中止 的事由为不可抗力和其他障碍。
第三，劳动法关于仲裁申诉时效无中断及延长的规定。劳动法规定的申请时效为60日，民法通则规定的一般时效为二年，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何种规定劳动部《关于劳动争议仲裁工作几个问题的通知》（劳动部发（95）338号）指出：劳动法第82条对一般情况下仲裁申诉时效作出了规定，《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当事人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超过前款规定的申请仲裁时效的，仲裁委员会应当受理“的规定，是对特殊情况的特殊规定，应当继续执行。在实践中，仲裁委员会也是按照劳动部的这一规定去做的，这实际上就是对仲裁申诉时效的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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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非公有制经济36条”的法律意义
内容提要 “非公有制经济36条”的公布，是我国至建国以来，我国政府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清除体制性障碍的第一声。这第一声，意味着我国自计划经济时代沿袭下来的歧视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取向成为历史。意味着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可以与公有制经济主体一样，在同一起跑线上，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的竞争主体了。还意味着，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不一定非姓“公”了。因此，“非公有制经济36条”的出台，对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今后的发展，不仅有着前所未有的现实意义，而且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而对我们的国家和“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来说，更加有着非同寻常的法律意义。
关键词 非公有制经济36条 法律意义
Abstract: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Non-Public Economy 36”is the first voice to clean the barriers of the Non-Public Economy development from the 1949. This means the discriminative regulation trend of circumscribing the Non-Public Economy is turning to be history. This means the Non-Public Economy objects can compete with the Public Economy objects fairly, and also means perhaps the main power to drive the economy is not definitely the Public Economy. Therefore,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Non-Public Economy 36”, not only has the practical meaning but the history meaning for national economy. To our nation and The Non-Public Economy objects, it has a special legal meaning.
Key words: The Non-Public Economy Legal meaning
“非公有制经济”，这个有着所有制经济成份的关键词，在我国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耳熟能详，人人皆知。大家都知道“非公有制经济”的含义与地位。与公有制经济相比，“非公有制经济”无非是“补充经济”或者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非公有制经济”在所有制经济成份中的法律地位也居于次要地位。相应的，所从事非公有制经济活动的主体（指个体、私营企业和以私营、个体为主的股份制民营企业）也只能享有“次国民待遇”。几十年来，习惯如此。这也体现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以公有制为主要经济成份的特色。然而，市场经济体制下，其主体没有主次之分，“领头羊”的身份是靠经济成份主体自己挣出来的。但是，打破旧有的习惯需要勇气与机遇。2005年2月24日国务院出台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俗称“非公有制经济３６条”）。这是至建国以来，我国政府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清除体制性障碍的第一声。这第一声，意味着我国自计划经济时代沿袭下来的歧视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取向成为历史。意味着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可以与公有制经济主体一样，在同一起跑线上，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的竞争主体了。还意味着，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不一定非姓“公”了。如此说来，“非公有制经济36条”的出台，对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今后的发展，不仅有着前所未有的现实意义，而且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同时对我们的国家和“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来说，更加有着非同寻常的法律意义。
一、36条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法律地位
作为一种所有制成份的存在，由国家政策法律的肯定与认可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国家政策的支持，任何一种所有制成份都将难以存续。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伴随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而进行的，在政策上就已经走过了一条漫长的历程。１９８０年８月中央转发《进一步做好城镇劳动就业工作》的文件，这是在政策上第一次对个体经济的肯定。１９８４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坚持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共同发展，是我们长期的方针”，认可了“非公有制经济”为我国多种经济形式的一种形式，以后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从政策上不断得到逐步提高。1988年4月，我国《宪法》确立了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同年6月国务院出台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1989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根据宪法和《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开始对私营企业进行登记注册工作，当年共登记私营企业90581户。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使以私营、个体合作为主的股份制民营企业，在我国沿海城市迅速发展起来。
作为一种所有制成份的存在，在由国家政策肯定的同时，法律的确认也至关重要。对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确认，最重要的是我国宪法的修正案。1988年，我国首次修改宪法时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次写入宪法；1999年又一次修宪时，非公有制经济由原来的“补充经济”成份被提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再次修宪，增加了“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内容，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由“引导、监督和管理”，变为“鼓励、支持和引导”。这一步一步的变化，使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有了充分的发展机会，并逐渐积累了巨大的能量，在国际上的政治影响也越来越大。然而，由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在享受国民待遇问题上，其实际操作突破不大，制约了“非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民营企业本身的可持续发展，到国际市场的拓展性发展受到了限制。尽管从1997年到2002年我国连续出台了《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和《中小企业促进法》等，这些被专家认为是涉及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法律。但是，《中小企业促进法》的可操作性不强，对中小企业并没有提供更多实质性的保护性措施。这说明问题仍然是来自于国家政策上和法律上的不完善。从国家的宏观政策层面上看，虽然宪法已将非公有制经济作为我国所有制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确认，但至今在具体法律上仍没有明确其法律地位，因而无法得到足够的法律保护。比如民营企业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国内市场准入及融资方面仍面临着一些明显的体制性障碍。这些法律与政策盲区，使民营企业在法治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方面都遭受不平等的待遇。
对以上情况，我国政府审时度势，就势而为，在加入WTO的大背景下，推出了“非公有制经济36条”，这是我国至建国以来首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以此文件为分水岭，我国政府将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手段和举措，从分散的政策支持转为总体的制度保障。文件将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人格地位加以提升，全面放开民间投资准入领域，凡是对外商开放的行业与领域，都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凡是对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民间资本同样享受。在投资核准、融资服务、财税政策、土地使用、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对非公有制经济主体与其他所有制主体一样，一视同仁，实行同等待遇。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原先的垄断行业和公共领域，这将使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有个“质”的飞跃。同时，意味着从此“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法律地位得到了肯定，使他们可以与公有制经济主体一样可以参与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而不受限制了。
总之，“在比较重视意识形态之争的中国，非公经济能够得到快速发展，与其法律地位的确定有很大的关系。”①
二、36条体现了市场经济的“三公”原则
“三公”原则，是证券市场的基本原则，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竞争、政府管理的基本原则。作为证券市场的“三公”原则，是指在证券发行中，发行人应及时公开与发行证券相关的信息；在证券交易中，投资者获得公平的交易机会；而在证券市场管理和证券发行中，国家管理机构和发行人应该公正地对待所有的上市申请者和股东。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竞争、政府管理的“三公”原则。公开原则是指政府机关管理行为的透明度。要求政府机关将自己的管理内容、管理程序以及管理行为适时公开，增强政府机关经济管理、服务的效率和水平；公平原则是指各种所有制经济成份主体在市场竞争、市场交易中的平等，包括法律地位的平等、待遇平等、获得的竞争机会平等，以及在交易中权利义务的平等；公正原则，则是指国家政府机关应公正地给与不同所有制经济成份主体以同等的政策待遇，比如，对所有市场主体制定相同的竞争规则、标准来体现公正原则。其实，说到底，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竞争、政府管理的“三公”原则所体现的价值，一是秩序，二是效率，三是公平。公平不仅是指市场主体在经济生活中的公平，还包括社会总体的公平。社会总体公平，不但要求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也要求国家给与市场主体公平的机会，公平的政策待遇。同时，有了社会总体的公平，才能体现实质意义上的公开与公正，国家社会也才能有真正的秩序和效率。
“非公有制经济36条”的出台，是我国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坚定选择。“非公有制经济36条”的规定，体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竞争、政府管理的“三公”原则，体现了社会总体公平原则。比如在市场准入问题上，“36条”以一个正式的国家文件形式，向全世界承诺，要对本国公民贯彻“平等准入、公平待遇”的原则，这不仅体现了“三公”原则，也体现了我国履行入世承诺的实际行动。在入世过渡的进程中，我国第一次为所有的市场主体构筑了公平竞争的市场平台，给与了所有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机会和公平的政策待遇。不管是公有制经济主体，还是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或是外商投资主体都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没有尊卑优先普通之说，这实在是一种很大的进步。另外，“36条”在完善对非公有制经济社会服务方面，也体现了公正原则，在改进政府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监管方面，体现了公开原则。
三、36条将促进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
“36条”是国务院下发的政策性文件，具有行政法规的效用。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限于文件的自身性质，“36条”还只是一些原则性规定，可操作性不强。因此，“36条”第一条第1款提出了明确要求，规定：“国家有关部门与地方人民政府要尽快完成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的法规、规章和政策性规定工作。清理和修订工作要在２００５年底前完成。”那么，目前涉及到限制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哪些呢?如果从民营企业的角度来说，现行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明确规定民营企业开业登记前，需要进行前置审查、审批或实行许可证制度的有20多部法律、60多部法规和规章，包括14个行业、149个经营项目，涉及公安、卫生、文化、旅游、房管、劳动等38个政府行政管理部门。且有些职能部门通过规章形式，自行规定实行许可证制度或擅自扩大实行许可证制度范围。因此，一些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有待废止、修改与完善。②
有关“非公有制经济”方面的待废止的法律，如《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试行办法》等。1988年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规定“私营企业不得从事军工、金融业的生产经营”。国务院1990年1月颁布的《关于个体和私营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规定》中规定“国家不准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从事金融业、对外贸易业、轻工业、房地产开发业、铁路运输业、远洋运输业等重要行业。”这些与当前的“非公有制经济36条”的规定相悖的法律法规当然应当及时废止。
有关“非公有制经济”的待修改完善的法律，是指那些与当前的“非公有制经济36条”本意相悖的，与宪法修正案内容不相适应的，或者严重不符合宪法修正案要求的法律法规要进行修订，这涉及到《公司法》、《证券法》、《破产法》、《担保法》、《土地管理法》、《城市拆迁管理条例》、《合同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票据法》等等。以上法律法规到底影响到“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哪些方面？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在取得法人资格方面。以前，不同所有制经济成份主体，取得法人资格的条件也不同。国有、集体、股份合作制企业按照《国有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具有一定的注册资金，就可以取得企业法人资格，核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外商独资企业按《外资企业法》的规定也可以取得法人资格，而个体、私营企业，不管是独资还是合伙都不能取得法人资格，这意味着这些主体在生产经营中只能承担无限责任或无限连带责任。如果按照《公司法》的规定，非公有制主体能够取得法人资格，也必须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其注册资本按照拟设立的公司的不同类别（生产、商品批发、商品零售和科技咨询服务），最少不能低于50万元、50万元、30万元、10万元。这样，对没有资金或者很少资金的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来说，要取得法人资格是不限制的限制。
2、在企业融资方面。《金融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禁止私营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不允许上市发行股票，也不允许通过银行发行企业债券，限制了上规模、有发展潜力的私营企业在同等条件下的融资能力，增加了企业资金的使用成本。民营企业向银行贷款，也受到银行贷款条件、额度及担保条件的过分限制。《公司法》、《合伙企业法》还规定，不允许公司向合伙企业投资，或者与自然人组建合伙企业，因此，个体、合伙企业融资更加困难。
3、在申报自营进出口经营权方面。根据《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个人独资企业应按33%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同时根据《个人所得税法》，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应从企业的收益中按20%的比例提取个人所得税。这种既收企业所得税又收个人所得税的双重征税制，必然增加个人独资企业的负担，限制个人投资办企业的积极性。
4、在破产保障制度方面。中国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竞争激烈，风险很大，经营亏损、倒闭破产在所难免，但中国的破产保障制度，仅有试行的国有企业《破产法》。另外，在《民事诉讼法》中有关于“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的一个程序，缺乏对民营企业的破产保障制度，导致在实践中倒闭破产的民营企业主不顾一切、一走了之的情况时有发生，不仅无法保障民营企业经营者及家庭的基本生活，影响民营企业的正常健康发展，也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不稳定因素，最终，债权人的债权难以得到保障。
四、36条将树立反垄断的旗子
一个国家是否需要反垄断法，决定于它的经济体制。如果是一个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以市场机制作为配置资源的根本手段，当生产力发展到企业兼并浪潮风起云涌时，自然形成垄断现象，垄断组织的出现，使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中小企业，被大企业以及企业集团所排挤、掠夺。那么，这个国家为了保护竞争的市场环境，保护中小企业的利益，必然要进行反垄断，制定反垄断法，为所有企业营造一个公平、自由的竞争环境。如果一个国家是以计划机制作为配置资源的根本手段，则必然形成国家垄断，其政府部门会以行政命令式的手段限定行业垄断，对限定的行业限制部分经营者的市场准入。当然，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也就形不成竞争的市场氛围，就不可能进行反垄断，制定反垄断法。看来《反垄断法》是“市场经济宪法”之法。
我国现在是一个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已经明确了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迅速增长，尤其是近几年来，企业在兼并中向大型化、集团化发展，垄断现象充斥市场。近些年来，外资企业、跨国公司在进入我国市场的情况下，借助我国对其的政策优势，也助推垄断的加剧，这就需要制定反垄断法。然而，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体制的过渡期，１０多年前就开始酝酿的《反垄断法》，迄今为止，仍停留在“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阶段。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各界对涉及反垄断的一些原则性和方向性问题一直争执不下。这一现象说明，我国目前还不算是十足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其垄断的性质多为行政性垄断，而不是纯粹的自然性垄断。因此，《反垄断法》的产生也就难以突破。
“非公有制经济36条”的出台，打破了这一尴尬的僵局，允许民营和私营企业可以进入垄断行业、基础设施领域和社会公益性部门乃至国防工业。在金融、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行业和领域，进一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将成为其中的竞争主体之一。
“36条”的规定，是对我国长期以来行政性行业垄断的突破。全国工商联的新近调查显示，民营企业主要分布在农业、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商业等１５个行业。从调研数据来看，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７９％）和商业类第三产业（２０％）。③经过长期的发展，民营企业已经成长出许多在国内国际市场中颇有实力的知名大企业，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中，不少民营企业准备进入，或者已经进入钢铁、汽车、微电子等技术和资金密集型行业，这说明民营企业有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升级方面的要求。但这方面的进入通道仍然不通畅，很多行业的准入门槛过高，行业限制仍然很大，特别是在铁路、电力、石油、电信、民航等国有垄断行业。众所周知，我国很多所谓的垄断行业，如民航、石油等实际上并不属于自然垄断，而是通过行政命令形成的。一些行业之所以长期对民营企业紧闭大门，主要是因为许多政府部门职能错位，直接参与到某些行业的经营当中，由此导致对这些行业的垄断以维持高额的利税来源。垄断导致进入不充分，有效供应不足，价格向上走，也使一些垄断行业成为经济发展瓶颈，如水、电、收费公路、地铁等行业。显然，这是一种带有浓重行政干预色彩的垄断。而“36条”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也就必然意味着对行政性垄断的突破，为我国的反垄断树起了一面旗子。
五、36条明确了对私人财产的保护
“36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非公有制企业的合法财产，不得非法改变非公有制企业财产的权属关系。这一规定明确了对私人财产的保护问题，也结束了私营企业、个体挂靠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因财产归宿而发生纠纷的历史。在此之前，尽管宪法已经明确宣示,国家保护公民合法财产的所有权,但由于宪法对保护公共财产的宣示要强烈得多(宪法第一章第十二条规定,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破坏国家和集体的财产),这种区别性的宣示可能被理解为区别性的政策,所以仍然有必要在法律和相关文件中进一步强调对私人财产的保护。旧话说，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这种观念是说，国家富有了，人民才有饭吃，所以保护公有财产是每个公民的神圣职责。其实这种观念现在应该倒过来理解，小河有水大河满，小河无水大河干。因为，溪流成河，百川归海。人民富裕了，国家就更加强大了，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民间的财富积累，再怎么富也富不起来。因此，保护私有财产的政策是英明之举。“36条”在我国社会长期对财产保护观念不清的情况下，明前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问题，这不但是财产明晰的一大进步，而且是对“非公有制经济”存续、发展的实质意义上的保护。
以上是笔者对“非公有制经济36条”法律意义的解读，有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注：①人大财经委经济室主任李鲁阳在“全球财经观察”网上对36条出台的评说
②中国网
③《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蓝皮书。河南日报2005/7/1 第4版
——河南财经学院法学系 任兰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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