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司法厅机关发文办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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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司法厅机关发文办理规则
海南省司法厅
海南省司法厅机关发文办理规则
（2011年8月15日 琼司通[2011]116号文件发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新体制下我厅的发文办理规则，促进我厅发文规范有效运转，根据《中国共产党机关公文处理条例》、《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海南省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实施细则》和《中共海南省司法厅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完善新体制下党委工作机制的若干规定（试行）》，结合本厅机关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发文办理是指本厅制发公文的过程，包括草拟、审核、签发、复核、缮印、用印、登记、分发等程序。
第三条 厅机关各部门必须依照《中国共产党机关公文处理条例》、《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海南省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实施细则》及本规则，及时、准确、安全地做好发文工作。
第四条 发文应当坚持确有必要和注重效用的原则，严格控制厅机关发文。除重要工作、重要规范性文件和重要会议必须以省司法厅或省司法厅党委名义行文外，各部门能够使用便函办理的业务，应当使用便函。会议通知、转发上级文件通知由办公室统一办理。厅领导讲话，由厅长签发后以通报的形式下发，原则上不发全文。无保密内容、可以通过网络或电话进行信息传递的，尽量不发纸质文件。
第二章 公文种类
第五条 省司法厅公文主要包括：
（一）省司法厅意见：用于传达贯彻落实司法部、省委、省政府关于司法行政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贯彻执行司法部、省委、省政府重要决策的工作部署，对重要问题提出见解和处理办法。
（二）省司法厅办法：用于以司法厅名义对贯彻执行司法行政重要法律法规、规章和进行某项重要司法行政工作的方法、步骤、措施等提出的具体规定；
（三）省司法厅决定：用于以司法厅名义对重要事项或者重大行动做出安排，奖惩有关单位及人员，变更或者撤销下级司法行政机关不适当的决定事项。
（四）省司法厅公告：用于向社会宣布省司法厅依法行使管理职能的重要事项。
（五）省司法厅请示：用于以省司法厅名义向司法部、省委、省政府等领导机关请求指示、批准。
（六）省司法厅报告：用于以省司法厅名义向司法部、省委、省政府等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汇报工作、反映情况。
（七）省司法厅通知：用于印发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和厅领导在本省司法行政工作重要会议上的讲话；本省司法行政业务工作比较重要的指导性文件；转发上级机关的文件；奖惩决定。
（八）省司法厅通报：用于表彰先进，批评错误，传达重要精神或者情况。
（九）省司法厅批复：用于答复下级机关请示的涉及司法行政法律政策的事项。
（十）省司法厅函：用于向省政府机关报送有关材料；与有关部门商洽工作，询问和答复问题；与有关部门联系外事活动安排事项等。
（十一）警衔任免命令：用于以厅长名义签署，对省司法厅管理的监狱、劳教人民警察的警衔授予、晋升、降级和取消。
（十二）厅长办公会议纪要：用于记录厅长办公会议所讨论、决定的事项。
（十三）厅务会议纪要：用于记录厅务会议所讨论、决定的事项。
第六条 省司法厅党委公文主要包括：
（一）省司法厅党委通知：用于发布厅党委的文件、任免干部，传达司法部党组、省委、省委政法委员会的指示，转发司法部党组、省委、省委政法委员会和不相隶属机关的公文，批转下级机关的公文，发布要求下级机关办理和有关单位共同执行或者周知的事项。
（二）省司法厅党委请示：用于厅党委向司法部党组、省委、省委政法委员会和省委其他部门请求指示、批准。
（三）省司法厅党委批复：用于答复下级司法行政机关党委（党组）的请示。
（四）省司法厅党委报告：用于以厅党委名义向司法部党组、省委、省委政法委员会等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汇报工作、反映情况，答复领导机关的询问。
（五）省司法厅党委决议：用于经厅党委会议讨论通过的重要决策事项。
（六）省司法厅党委函：用于与省委有关部门、市县党委之间商洽工作、询问和答复问题；向无隶属关系的有关主管部门请求批准等。
（七）省司法厅党委会议纪要：用于记录厅党委会议所讨 论、决定的事项。
第三章 行文规则
第七条 行文关系根据隶属关系和职权范围确定，一般不得越级行文。
第八条 向司法部、省委、省政府、省委政法委员会等上级机关行文，应以省司法厅或省司法厅党委的名义行文，省监狱管理局（以下简称省监狱局）、省劳动教养管理局（省戒毒管理局）［以下简称省劳教（戒毒）局］及其党委不能直接向以上机关行文。
第九条 厅办公室、厅纪委、厅政治部、省监狱局、省劳教（戒毒）局可以分别向司法部办公厅、纪检组、政治部、监狱局、劳教（戒毒）局行文，厅机关其他部门不能对司法部的相关部门行文，但司法部相关部门来文要求我厅相关部门直接向其行文的除外。
第十条 省司法厅可以与省直各单位、各部门相互行文；除以函的形式商洽工作、询问和答复问题、审批事项外，一般不得向下一级政府正式行文，如确需要行文，应当报请省人民政府批转或者由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因特殊情况确需向下一级政府正式行文的，应当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并在文中注明经省人民政府同意。
厅党委可以向省委各部门行文，也可以函的形式向市县党委行文。
第十一条 厅办公室依据职权可以向外行文；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厅纪委可以向省纪委行文；厅政治部可以向省编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委组织部行文；厅机关党委、工会、团委可以分别向省直机关工委、工会、团委行文；厅机关其他部门不能向外行文。
省监狱局、省劳教（戒毒）局为了协调具体业务工作的需要，可与省政府相关业务部门和法院、检察院等相关政法部门以函的形式商洽工作。
第十二条 省司法厅、厅办公室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向全系统各单位行文。厅党委可以向全系统各单位党委（党组）行文。厅机关其他部门不得向本系统各单位或单位党委（党组）行文。厅纪委、厅政治部、厅机关党委、工会、团委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可以向本系统各单位相关部门行文。
一般情况下要逐级行文，需要向基层单位贯彻的，由其直接主管部门予以转发并负责文件贯彻的督查工作[可以同时在文尾抄送栏注明抄送厅属各监狱、劳教（戒毒）所（党委），协会（党委）]。特殊情况下需要向基层单位或单位党委（党组）及其相关部门行文的，需经厅主要领导批准。
第十三条 省监狱局、省劳教（戒毒）局及其党委，向厅属监狱、劳教（戒毒）所及其党委的重要行文，应当同时抄送省司法厅或厅党委，根据相关内容还可同时抄送厅纪委或厅政治部。
第四章 拟稿规则
第十四条 拟制发的文件，首页必须使用《海南省司法厅文件拟稿纸》，发文底稿一律使用A4型纸打印。
第十五条 拟稿应当正确使用决定、通知、通报、意见、请示、报告、批复、函、会议纪要等文种，公文格式应规范。
第十六条 按照《海南省司法厅国家秘密保密管理规定》，对涉及国家秘密的文稿，应拟定密级、保密期限和接触范围。
第十七条 文稿内容应符合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所提措施和办法切实可行，做到情况属实、观点明确、文字精炼，篇幅力求简短。
第十八条 公文内容涉及几个业务部门的，主办部门应呈送有关部门领导会签；部门之间对有关问题未经协商或协商后未达成共识的，不得行文。
第十九条 重要的公文，部门领导要亲自起草或主持起草。所拟公文，如系上级机关或有关单位来文要求办理的事项，应将来文附后，以便审核。
第五章 审核规则
第二十条 厅办公室是厅机关公文处理的管理机构，负责厅机关的公文处理工作。
第二十一条 坚持先审核后送签的办文程序，文件送领导签发之前应当先进行核稿。以厅或厅党委名义发文，由主办部门主要负责人审阅并签字后送厅办公室进行文核，再呈送有关领导签发。内容涉及法律、政策的，应先送厅政策法规处进行法律政策审核，再送厅办公室核稿。
第二十二条 核稿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文稿进行审核：（一）有无必要发文，行文关系是否恰当；
（二）是否符合公文的审批程序，需要与有关部门会签的，是否经过会签；
（三）文稿内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本单位的有关规定；
（四）拟定密级的事项是否属于国家秘密，密级是否准确，保密期限是否妥当，接触范围是否合适；
（五）文种使用是否正确，公文格式是否规范；
（六）层次是否清楚，布局是否合理，文意是否周全，表述是否简洁、通顺、确切。核稿中发现问题或存疑，应及时向拟稿人进行了解，也可直接约请拟稿人共同修改，必要时可作退文处理。
第六章 审批签发规则
第二十三条 政策性强、涉及面广的重要公文，包括本厅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决定，上报司法部、省委、省政府和事关全局的文电，由厅长签发，党务事项由党委书记审签。
第二十四条 业务性的专项问题，由分管该项工作的厅领导签发；如涉及其他厅领导分管范围的，须送有关厅领导会签；属于日常工作例行性问题，经分管领导同意后可由厅办公室主任根据授权签发。
第二十五条 以厅办公室名义发文，由厅办公室主任审签；重要事项，由厅办公室主任报有关厅领导同意后签发。
第二十六条 以厅纪委名义发文，由厅纪委书记审签；以厅政治部、厅机关党委、工会、团委名义发文，由厅政治部主任审签。
第七章 其 他
第二十七条 公文缮印前由厅办公室机要室编号，并进行登记。
第二十八条 公文原则上在厅打印室缮印，必要时可在指定的印刷厂缮印。印刷秘密公文，应当交由厅打字室或者委托持有保密部门颁发的《国家秘密载体复制许可证》的印刷厂印刷。秘密公文的印刷、校对应当尽量减少接触人员。绝密公文的印刷、校对应当指定专人进行。
第二十九条 公文付印前拟稿人应进行复核。
第三十条 司法厅和厅党委印章，由厅办公室指定专人掌管，并负责用印监印。
凡以厅或厅党委名义制发的公文，必须凭经领导签发的文稿，方予用印。
如发现公文不符合要求，监印人有责任向有关人员提出意见，经修正后，方予用印。
第三十一条 公文分发由拟文部门负责，多部门共同拟文的，由牵头部门负责。需要到省直机关公文交换站交换或机要传递的，由厅办公室负责。
第三十二条 办公室机要室工作人员应及时做好文件材料的整理归档工作，确保归档文件材料齐全、完整。个人不得留存应当归档的公文、材料。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本规则由省司法厅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海南省司法厅关于印发＜海南省司法厅机关发文办理规则＞的通知》（琼司[2010] 3号）同时废止。
江西省森林资源转让条例
江西省人大常委会
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49号
江西省森林资源转让条例
（2004年9月25日江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森林资源转让行为，保障森林资源转让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护森林资源，促进林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森林资源，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规定的森林、林木、林地以及依托森林、林木、林地生存的野生动物、植物和微生物。
森林，包括乔木林和竹林。林木，包括树木和竹子。林地，包括郁闭度0．2以上的乔木林地以及竹林地、灌木林地、疏林地、采伐迹地、火烧迹地、未
成林造林地、苗圃地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划的宜林地。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的森林种类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规定的以下五类：
（一）防护林：以防护为主要目的的森林、林木和灌木丛，包括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防风固沙林，农田、牧场防护林，护岸林，护路林；
（二）用材林：以生产木材为主要目的的森林和林木，包括以生产竹材为主要目的的竹林；
（三）经济林：以生产果品，食用油料、饮料、调料，工业原料和药材等为主要目的的林木；
（四）薪炭林：以生产燃料为主要目的的林木；
（五）特种用途林：以国防、环境保护、科学实验等为主要目的的森林和林木，包括国防林、实验林、母树林、环境保护林、风景林，名胜古迹和
革命纪念地的林木，自然保护区的森林。
第四条 本条例所称森林资源转让，是指森林资源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将其可以依法转让的森林、林木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和林地的使用权，按照法定
程序以有偿或者互换的方式转移给他人的行为。
林地的所有权不得转让。
第五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依法取得权属证书的森林资源的转让及其管理活动。
依法征收、征用或者占用林地致使林地所有权、使用权发生转移的，不适用本条例。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森林资源转让的管理工作。国有森林资源的转让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共同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依据各自的职责，协助林业主管部门做好森林资源转让的管理工作。
第七条 森林资源转让应当遵循下列原则：（一）有利于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
（二）有利于保持水土、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三）自愿、平等、公开、合法；
（四）不得将林地改为非林地；
（五）不得损害国家、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
第八条 依照本条例转让取得的森林、林木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和林地使用权，可以依法继承、再转让。
第九条 森林资源转让后，依托森林、林木、林地生存的野生动物、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的保护义务和责任同时转移。
第二章 转让范围
第十条 下列森林、林木、林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
（一）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二）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的林地使用权；
（三）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的采伐迹地、火烧迹地的林地使用权；
（四）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森林、林木和其他林地使用权。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森林资源不得转让：
（一）本条例第十条规定之外的森林、林木和其他林地使用权；
（二）山林权属有争议或者不明晰的；
（三）没有权属证书的。
第三章 转让管理
第十二条 国有森林资源的转让应当依法采用拍卖、招标的方式并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
国有森林资源以外的其他森林资源的转让除可以采用拍卖、招标的方式外，还可以采用其他方式进行。
第十三条 森林资源的转让应当按照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权限，由转让人报经管理该森林资源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批准。
国有森林资源的转让，由管理该森林资源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转同级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已依法实行承包经营的集
体森林资源需要流转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办理；未实行承包经营的集体森林资源的转让，在报管理该森林资源的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前，还应当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村民代表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
第十四条 林业主管部门按照下列权限对转让森林资源的申请进行审核或者审批：
（一）面积500公顷以下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或者审批；
（二）面积500公顷以上1000公顷以下的，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或者审批；
（三）面积1000公顷以上的，由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或者审批。
第十五条 转让人申请转让森林资源，应当按照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审批权限向负责审核或者审批该森林资源转让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提交下列材料：
（一）书面申请；
（二）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
（三）林地类型、坐落位置、四至界址、面积及地形图、林种、树种、林龄等相关证明材料；
（四）受让的森林资源用途说明；
（五）法律、法规规定应当提供的其他材料。转让共有或者合资、合作经营的森林资源的，还应当同时提交共有人或者合资、合作各方同意转让的书面意见。
转让国有森林资源的，还应当同时提交拟转让森林资源的资产评估报告。
转让集体森林资源的，还应当同时提交拟转让森林资源的资产评估报告及同意集体森林资源转让的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决议。
第十六条 受理转让申请的林业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申请转让的森林资源的基本情况，在转让的森林资源所在地及相邻乡
镇，通过新闻媒体或者布告的形式予以公告，公告期不得少于30日。
第十七条 转让森林资源的公告期满无异议的，受理转让申请的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同意或者批准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其中转让国有森林资源的，
应当在审核同意后3个工作日内向同级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转交审核材料，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应当在接到审核材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并书面通知申请人和抄告同级林业主管部门。
对公告期内有异议的，由受理转让申请的林业主管部门进行复核后，再按前款规定办理；复核工作应当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完成。
第十八条 以拍卖和招标方式转让森林资源的，按照有关拍卖、招标投标的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
第十九条 转让森林资源必须签订转让合同。国有、集体森林资源的转让合同应当报同意或者批准转让该森林资源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备案。其中，
国有森林资源的转让合同还应当报批准转让该森林资源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
第二十条 森林资源转让合同的内容由转让人和受让人约定，一般包括下列内容：
（一）转让人和受让人的名称（姓名）和住所；（二）转让的森林资源的林地类型、坐落位置、面积及四至界线地形图、林种、树种、林龄、蓄积量等；
（三）转让价款和支付方式；
（四）转让期限及起止时间；
（五）森林防火和病虫害防治责任；
（六）合同期满时森林资源存量的补偿；
（七）违约责任；
（八）解决争议的方法。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可以制订森林资源转让合同的示范文本，供森林资源转让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参考。
第二十一条 受让人按照转让合同的规定支付转让金后，应当会同转让人向核发原森林资源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申请办理权
属变更登记手续。
第二十二条 受让人应当按照经批准的用途，对转让的森林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和管护。
第二十三条 森林、林木使用权和林地使用权的转让期限为15年至70年。
第二十四条 受让人再行转让森林资源的，应当告知原转让人，并不得超过合同的剩余期限，不得损害原转让人的合法权益；剩余期限低于转让林种的生长周期或者一个轮伐期的，不得再转让。
第二十五条 国有、集体森林资源的转让，其转让金应当以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价值为基准。
第二十六条 国有森林资源的转让金应当实行财政专户管理，用于职工安置、清偿债务以及森林资源的培育和管护。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有资产、财政、审计等部门加强对国有森林资源转让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七条 转让后的森林资源由转让前管理该森林资源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依法监督管理，其森林、林木的采伐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采伐量纳入
该县（市、区）的森林采伐限额。
第二十八条 森林资源转让后应当进行更新造林的，受让人应当于当年或者次年内，按照管理该森林资源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的规划设计，完成迹地更新造林，
并通过该林业主管部门的造林质量验收和成林验收。
第二十九条 转让期限届满时，森林资源郁闭成林的，其郁闭度不得低于0．6；未郁闭成林的新造林地，其造林合格率和成活率不得低于85％。
第四章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
第三十条 国有、集体森林资源的转让应当进行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其他森林资源的转让是否进行资产评估，由转让人、受让人双方自行决定。
第三十一条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应当由依法成立的评估机构进行。进行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的机构必须具有3名以上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专业技术人员。
第三十二条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机构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的技术规程和办法进行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
自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报告出具之日起满2年后转让的，应当重新进行森林资源资产评估。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转让人转让森林资源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准办理森林资源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不准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并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按下列规定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转让森林资源的，其转让行为无效，责令限期改正。
（二）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未经批准转让森林资源的，其转让行为无效，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没收违法所得。
（三）弄虚作假，骗取林业主管部门批准转让森林资源的，其转让行为无效，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没收违法所得。
第三十四条 未实行承包经营的集体森林资源未经集体经济组织的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而转让的，其转让行为无效，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对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处以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 受让人违反本条例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四项规定，擅自将林地改为非林地的，责令限期恢复原状，并处以改变林地面积每平方米10元以上30元以下罚款。
（二）未按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完成迹地更新造林的，责令限期完成造林任务；逾期未完成的，可以处以应完成而未完成造林任务所需费用1倍以上2倍以下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转让期限届满时，森林资源未达到规定要求的，处以恢复该森林资源所需费用1倍以上2倍以下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进行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的机构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其评估行为无效，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该评估机构处以收取的评估费用3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以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七条 从事森林资源保护、林业监督管理工作的林业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在森林资源转让变更登记过程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
玩忽职守，对不具备转让条件的森林资源进行变更登记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实施前已经转让森林资源并办理了权属变更登记手续的，其转让继续有效。未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手续的，转让人、受让人应当在本条例施行之日起6个月内，按本条例规定程序将有关材料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符合法定转让条件的，可以补办权属变更登记。
第三十九条本条例自2004年11月1日起施行。
现代环境法的伦理精神探源
屈 振 辉
【摘 要】 伦理精神是现代环境法有别于传统环境法的重要特征之一，而这种伦理精神亦有着深厚的渊源。现代环境法的伦理精神根源于人性发展的伦理要求，来源于环境问题的最终实质，起源于现代出现的环境伦理。对现代环境法的伦理精神进行追本溯源式的探求，在环境法的理论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现代环境法 伦理精神 伦理要求 环境问题 环境伦理
环境法学界目前对环境法的调整对象问题尚在论战之中。有些学者主张环境法是以人与自然间的关系为调整对象，而有些学者则主张环境法是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1]尽管两种主张之间的分歧较为严重，但却都毫无例外地强调了以人作为所调整关系的核心。以人为调整对象是法的基本特征，环境法在近代的蓬勃发展主要源于人类在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压力下，高度关注和反复思考自身存在问题的结果，这在本质上就决定了环境法必然以人为其价值本位。人是具有理性思维的万物灵长，他们自产生之日起就从未中断过对自身存在问题的哲学思考。“理性的思潮，例如人本主义，从实质上影响着法律传统。只要世俗社会和思想的王国存在着律令，理性的思潮就对法律的成长发生着实际的,或许深不可测的影响。”[2]人类对自身存在问题的哲学思考经过演化，最终构成了环境法的法哲学基础，因此环境法自诞生之日起就被深刻上伦理道德的烙印。
然而人类的上述思考是一个不断递进、逐渐深入的过程，环境法也并未始终以人类伦理为其演进轨迹。现代以前，人们较为重视思考自身存在的方式问题，以此为基础的传统环境法过于偏重保护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再加之人类认知能力和科技水平的有限，因此传统环境法只可能成为保护某种资源和防止某种污染或破坏的纯技术性规范。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并不能最终解决环境问题，人们不得不转而开始思考自身存在的价值问题，环境法于是进入以环境伦理为构造基础的现代发展阶段。
法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它的演进具有过程性与阶段性，环境法亦不例外。自197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后，各国普遍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环境政策与立法的指导思想，环境法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相应地历经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转型过程。尽管学界普遍将综合性、社会性、科技性和共同性视为环境法的普遍特征，但这都并未概括出现代环境法的独特之处。现代环境法是人们对自身存在价值问题进行哲学思考的法律结果，它相对传统环境法而言，最明显的特征在于其内蕴着极其丰富的伦理精神。
一、 现代环境法根植于人的伦理要求
人性本应属于伦理学研究的视阈，而法作为人类主观思维设计的产物，又必须以某种人性假设为存在前提和逻辑起点。人性自然成为沟通伦理学与法学之间的桥梁。人性是一个内涵丰富且不断发展的范畴，对人性的不同认识造成了不同法域内人性假设的千差万别。马克思依据其对人类社会结构三阶段的划分，相应地将人性依次分为个性、社会性和类本性等三类。以此为依据，不但传统与现代的各种法域划分似乎都能找到某些理论根据，而且也使在不断演进中的各部门法具有了进行法域变换的可能。环境法在历史上相继经过了由私法到公法再到社会法的变迁过程，并正在向未来的第四法域——生态法域发展[3]，其原动力就在于对人性假设的不断发展和修正。现代环境法是以“生态人”的人性假设为基础的，它是人在生态上的伦理主张的具体化，而根源于此的现代环境法也应当具有某些伦理精神。
（一）现代以前环境法的各种人性假设
垄断的出现是环境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时间标志，以其为界限可以将环境法划分为垄断前和垄断后两个阶段。垄断产生以前的人类社会即马克思所说的“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人性在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人们追逐个体利益的最大化的个性，这成为人们据以设计法律制度的基础（即“经济人”的假设）。此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规范虽分属私法或公法范畴，但核心都是为了保障和实现个体利益的最大化：设计以权利为本位的私法规范保护环境是为了张扬人的个性，促动他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设计以义务为本位的公法规范保护环境是为了压抑人的个性，防止他们为谋私利而彼此伤害。垄断出现以后的人类社会即马克思所说的“物的依赖关系”阶段。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将每个人都卷入到社会的洪流之中，人不再是孤零零的个人而是处于社会之中的人。“经济人”的人性假设因弊端重重而日渐被人们所弃，法律制度在设计上的视角也不再是个人而是社会（即“社会人”的假设）。以社会利益为价值本位，公、私两大法域相互融合，衍生出新兴的法域即社会法域；而其中有关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范又被汇集在一起，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即环境法。
（二）现代环境法的“生态人性”假设
环境问题的日趋恶化，迫使人们开始对传统环境法进行反思。首先需要反思的就是作为其存在基础的人性假设。当代的环境问题既不是私人问题也不是社会问题，而是逐渐扩大成为了整个人类的共同问题。在环境问题面前，人的私利和社会利益已为人类整体利益所概括，人的个性和社会性已被人的类本性所替代。在自然环境面前，人既不能以个体为存在单位也不能以社会为存在单位，而必须以“类”——人类为存在单位。这必然导致法律制度设计前提的根本变化，“经济人”和“社会人”的人性假设终被“生态人”的人性假设所替代。“生态人”的人性假设认为人类与万物生而平等，人类仅是自然的部分而非自然的主宰，人类活动必须依照自然规律进行，人类必须实现代际发展上的可持续性。这就突破了以往仅将法的调整对象限于人际（域）的局限，从而实现了法域划分上的革命性突破，衍生出以生态利益为本位的第四法域——生态法域。“生态人”人性假设的实质是人在生态上的伦理要求的特殊表达，而这种表达本身就蕴涵着丰富的伦理精神。
二、环境问题的终极实质是伦理问题
环境法以现实环境问题[4]为主要规制对象，环境问题的性质直接影响并制约着环境法的性质。对环境问题的定性研究自然成为了环境法定性研究的理论起点。尽管学界对环境问题有着诸多不同的理解，但这些理解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伦理问题。
（一）有关环境问题性质的不同观点
环境问题的涉及面甚广，对于其实质的认识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致可归纳为经济说、科技说、政治说、社会说和国际说等几种主张。较为普遍的观点是视环境问题为经济问题，将环境问题归结为市场失灵和政策失效，认为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于“市场不能精确地反映环境的社会价值”以及“政府行动鼓励低效能所反致的环境毁坏而导致的。”[5]但有人却视环境问题为科技问题，将环境问题恶化归咎于科技不发达，即“科技提供资源或消除污染的速度慢于人类消费资源或制造污染的速度。”[6]也有人视环境问题为政治问题，将环境问题提升到政治的高度，旨在强调环境问题对发展国民经济、提高生活质量和增强综合国力的至关重要性。还有人视环境问题为社会问题，认为“环境问题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而其最终解决也必须依托于现有社会运行机制的深刻变革。”[7]更有人视环境问题为国际问题，认为环境问题早已超越主权国家的国界和管辖范围，成为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此外，其它学者也根据各自的视角对环境问题的成因进行了不同的论述。
（二）环境问题的终极实质是伦理问题
上述分析虽都有一定依据和合理之处，但都未真正触及到问题的实质。环境问题的实质最终应归结为伦理问题。一方面，人类在个体与整体利益关系上的错误选择导致了现实的环境问题。主、客二分的传统哲学将世界截然分为人类世界与人外世界。在此影响下，作为类主体的人为片面追求自身物质需要的最大限度满足，忽视并肆意侵占其它生物及自然环境等世界整体中的非人类主体的当然利益。而在人类世界的内部，也有空间上的个别与群体、时间上的当代与未来等划分。作为群主体中的个别人或当代人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或某种特殊利益，忽视甚至不惜损害整个人类或后代人应有利益。人们在无道德状况下或畸形道德的指引下，在非理性发展的歧途上越深陷环境问题也就越严重。另一方面，人类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最终可归结为对自身生存价值问题的关注。经济的增长、科技的进步无疑能极大地满足人类物质生活的需要，政治的昌明、文化的发展无疑能极大地满足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然而这些并非人类幸福生活的全部，充其量仅是人类生存“形”的层面。作为具有理性思维的万物灵长，人类对自身生存的思考必然会上升到“实”的层面，即探询人类生存意义之所在的层面。如果仅将环境问题视为人类生存的方式层面，这种理解未免太过狭隘；而只有将环境问题上升到人类生存的价值层面，对人类生存的理解才能达到全面和完整，人类的生活才能真正实现幸福。人们在穷尽种种手段之后仍未最终解决环境问题的事实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况且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人类最初开始关注环境问题也并“不是出于现实的物质利益和经济需要，而是出于伦理信念” [8]，我们将环境问题的实质最终归结为伦理问题的理由就充足了。
三、现代环境法起源于现代环境伦理
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律起源于原始社会有关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行为的共同规则或习惯，这是对法起源问题的一般性描述。但法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其产生具有过程性。各部门法的产生时间并不统一，演进过程也不尽相同，这就造成了各部门法在起源上虽有某些相同但更存在着差异。特别是那些在近代法律社会化变革过程中产生的法律部门，它们是在法作为独立的社会规范出现之后形成的。它们不可能起源于共同规则或习惯，而是各自有着具体的产生渊源。例如，经济法就起源于资本主义国家为克服市场调节弊端、排除市场竞争障碍、应对经济发展危机而制定的现代经济政策。现代环境法作为的第三次法律革命的产物，自然有着与传统环境法所完全不同的起源——它起源于现代环境伦理！
（一）对于传统环境法起源的历史考察
人类依法保护环境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我国西周的《伐崇令》和古巴比伦的《汉穆拉比法典》等古代法律文献中都有涉及环境保护的专门规定。但环境法作为独立的部门法的出现，却是在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之后，此时环境法的发展才开始进入传统阶段。传统时代的环境法，因受人类认知能力和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只关注人类自身存在的方式层面。这种形而下的思考方式导致了环境法仍无法突破传统法学理论的束缚，视域也仅限于濒危资源保护或严重污染治理等狭窄范围里。所谓环境法只不过是其它部门法基本理论在环境领域的简单应用和人类有限环境科学知识的法律“直译”。法律规范以社会学为视角，可分为伦理性规范和技术性规范两大类。纵观这种以公法形式出现的传统环境法，义务性规范、技术性规范和强制性规范充斥其间，几乎没有任何伦理色彩可言。传统环境法内在伦理精神的匮乏，决定了它无法最终有效解决环境问题。这迫切需要人们重新审视传统环境法，并对它进行革命性地彻底变革，而这首先必须从其法哲学基础开始。“哲学上的每一次更新，每一种新的较有影响的哲学流派的出现，都会引起法学方法论的更新或法学价值定向的改变，并推动着新的法学流派的出现或既有法学流派的分化。”[9]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迫使人们必须重新寻找一种哲学理论，并以此为指导对环境法进行理论上脱胎换骨式的再造。
（二）现代环境法起源于现代环境伦理
现代环境伦理是对传统伦理的彻底颠覆，而它的出现同时也颠覆了传统法学的理论基础，因此现代环境法才能冲破束缚、应运而生！现代环境伦理对现代环境法的重要贡献主要有四个方面：首先是调整范围的拓展。传统伦理关怀的主体和对象都是以个体或社会成员形式出现的人，而现代环境伦理关怀的主体和对象分别是以“类”形式出现的人和独立于人类之外的自然。据此，现代环境法才可能将其调整视野扩展到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广阔领域。其次是价值观念的扬弃。传统伦理只承认人的价值而否认自然的价值，而现代环境伦理既承认人的价值更看重自然的价值。罗尔斯顿就将自然的价值系统归纳为十四项[10]，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他的环境伦理学体系。据此，现代环境法才能突破了以往以人或国家或社会为价值本位的传统法域的局限，进入以生态利益为价值本位的生态法域之中。[11]再次是基本理念的重构。现代环境法在对传统法学理论进行彻底颠覆之后，必须重新构建完全属于自己的基本理念。现代环境伦理为现代环境法提供了诸如可持续发展、环境秩序、环境安全、环境正义等一系列特殊理念，而这些理念是以往哲学或伦理学所无法提供的。据此，现代环境法才能以其为元素构建自己独立的原则、制度并最终形成自己的体系。最后是研究范式的突破。蔡守秋先生对此已有详尽论述，笔者就不再赘述了。[12]鉴于以上贡献的不可替代和独创性，可以确认现代环境伦理与现代环境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源流关系。
对现代环境法追本溯源式的探求，使我们可以初步确认现代环境法的伦理性特征。这就使以伦理性为特性的现代环境法在客观上必然“要求法律必须体现某种伦理精神，必须追随某些道德目标，必须遵循某些价值准则”，而且“法律的有效性就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具有一种现实的道德属性。”[13]对现代环境法的伦理精神进行深入探源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此！
[1]前者的代表性论著为:蔡守秋.调整论——对主流法理学的反思与补充[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后者的代表性论著为:李爱年.环境保护法不能直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J],法学评论,2002（03）.
[2] [美]艾伦•沃森著. 李静冰译.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120.
[3] 郑少华.生态主义法哲学[M].法律出版社,2002.25-28.
[4] 环境问题有原生与次生之分，本文所称环境问题仅指次生环境问题，即因人类违背自然规律不恰当地开发利用环境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即环境法调整范围内的环境问题.
[5] 汪劲. 环境法律的理念与价值追求[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5-6.
[6] 杨通进. 走向深层的环保[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44.
[7] 谭江华、侯钧生. 环境问题的社会建构与法学表达[J], 社会科学研究.2004.(1).83.
[8] 杨通进. 走向深层的环保[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11.
[9] 张文显. 法理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
[10] Holmes Rolston,1988,Enviromental Ethics: Duies to and Value in the Natural World, Temple University Press.4-27.
[11] 郑少华. 生态主义法哲学[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24.
[12] 蔡守秋. 论法学研究范式的革新——以环境资源法学为视角[J], 法商研究.2003.(3).
[13] 胡旭晟. 论法律起源于道德[J],法制与社会发展.1997.
原载网址:http://www.riel.whu.edu.cn/show.asp?ID=3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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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笔者硕士论文《现代环境法的伦理精神》（暂拟题）的第一章，希望浏览和阅读本文者能以电子邮件形式与笔者进行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