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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观的转变与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
黑龙江省鸡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徐军

政治哲学观的转变与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

徐军


摘要

　　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哲学观逐渐从斗争哲学观转向和谐哲学观。这种转变对中国刑事诉讼法的立法与司法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在斗争哲学观下，中国刑事诉讼是作为一种专政的工具而存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缺失。在和谐哲学观下，对中国刑事诉讼法进行再修改时，应当以和谐理念为指导，理顺几大重要关系；对刑事诉讼法的价值、目标和功能等进行重新定位，还刑事诉讼的本来面目；改革相关刑事诉讼原则、制度与具体程序；加强制度创新，全面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增设诉讼和解制度，通过和解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减少不和谐因素。通过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将刑事诉讼定位为社会矛盾的化解器，消除刑事诉讼的行政化倾向，突出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功能。

关键词：斗争哲学；和谐哲学；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诉讼和解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View and the Remodification of Criminal Litigation Law

XU Jun



Abstract: With the change of main antinomy of our country and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 culture,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view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radually changes from conflict philosophy view to harmonious philosophy view. This change will have important influence on our country lawmaking and judicatory of the Criminal Litigation Law. In the struggling philosophy view, crime litigation of our country is a kind of autocracy tool, criminal suspect and accused person are lack of the human rights guarantee. To modify the criminal litigation law again in the harmonious philosophy view, we should abide by harmonious principle, manage to deal with several important relations; carry on relocating the value, target and function etc. of code of criminal court, return the original appearance of crime litigation; reform related crime litigation principle, system and concrete proceedings; strengthen system innovation, carry out loose and strict mutually to help pertaining to crime policy, increase to establish litigation to reach agreement system, through reaching agreement to dissolve society antinomy, reduce inharmonious factors. Through modifying the code of criminal litigation law again, position the pertaining to crime litigation as society antinomy’s dissolving machine, cancel its administration tendency, stand out its human rights guarantee function.

Keywords: conflict philosophy; harmonious philosophy; Criminal Litigation Law; remodification; the litigation reconciliation agreement


　　一般来说，任何有意识的行为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哲学观基础之上的，是这种哲学观的具体外化，尤其是作为比较重大的、具有持续性的政治活动。所谓政治哲学观，是指有关政治及政治活动的基本观点和方法[1]。从几十年的革命与建设实践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哲学观有一个从最初的斗争哲学观向和谐哲学观逐渐转变的过程。刑事诉讼法作为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作为一个国家人权保障的“测震器”，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哲学观的影响，从而也有一个理念转变的过程。因此，在即将到来的《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我们应当根据中国共产党政治哲学观的转变，适时地对中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和一些具体制度作一些调整，以便更加充分地发挥其秩序与人权的保障功能。

一、斗争政治哲学观向和谐政治哲学观的转变

　　斗争政治哲学观产生于矛盾辩证法，主要是从对立面的斗争性的视角出发，揭示其正反两个方面的对立性、冲突性、离异性、排斥性在事物发展中的本质规律，把“一分为二”的矛盾观作为普遍的方法论。在价值取向上则以批判旧事物和摧毁旧世界为己任，重在运用剧烈的冲突方式进行革命性的斗争，崇尚“正义就是斗争，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坚守的是“否定性的原则”。在思维方式上，提倡用矛盾的思维方法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突出对立面的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的动力和源泉作用[2]。和谐政治哲学观产生于系统辩证法，是指多样性的统一和对立要素的有机结合。基本前提条件是异质差分要素的存在，和谐产生于对立，相同的东西不能产生和谐，正所谓“和而不同”。主要从对立面的同一性的视域出发，强调异质要素通过有序有机的结合，在相反相成中实现互动、互补、互利、协调、和平、和解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机理，把“合二为一”作为方法论。在价值取向上，以求同存异共同发展为目标，崇尚“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重在用平和的手段化解异质要素间的各种矛盾，遵循的是“肯定性的原则”。 “和谐”与“斗争（矛盾）”都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属性，它们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相互作用的结果就是决定了谁在处理各种矛盾之中占据主导地位，但绝不是非此即彼，更多的是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辩证方式存在。和谐哲学政治观与斗争哲学政治观，究竟谁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取决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
　　斗争哲学观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哲学观，这是由其产生的背景和初期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旧中国，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决定了其历史使命就是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压在人民大众身上的三座大山，夺取政权，改造中国社会。革命是一种社会的质变，是一种你死我活的争斗，这种历史使命也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作为主要思想武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敌我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本质上大都是人民内部的利益冲突，它们与夺取政权改造社会不一样，在性质上属于一种量变。解决这种矛盾的主要方法应当是发展生产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而不是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唯物辩证法质量互变规律的要求，斗争哲学观应当逐渐退居从属地位，和谐哲学观应取而代之占据主导地位，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而是在很长时期内，斗争哲学观仍是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基础。究其原因，主要是建国初期国际国内还比较严峻的形势使然。长期的战争环境使初期的执政者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习惯于从对立和斗争的视角思考问题，以至于在社会已经发生质变，对抗性矛盾基本消失时仍奉行斗争哲学。同时，斗争哲学观向和谐哲学观的转变，是从量的积累到质的升华，需要一个循序渐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经过一段时间才可以完成。
　　直到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哲学自此逐渐有所转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党的执政规律的认识，强调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明确指出：“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中国共产党政治任务的转变导致其斗争哲学观逐渐向和谐哲学观转变。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和谐社会的认识不断深化。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命题。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一个全局性、前瞻性和战略性的重大课题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系统地回答了“为什么要构建和谐社会，为谁构建和谐社会，构建什么样的和谐社会，依靠谁构建和谐社会，怎样构建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明确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不仅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而且也标志着和谐政治哲学观正式取代斗争政治哲学观而成为主导的政治哲学观。
　　以和谐哲学为主导的政治哲学观，就是要全面深刻地理解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承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在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方法上要深刻认识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从而促进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1]。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和谐政治哲学观并非凭空而来，它是由中国社会发展状况所决定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新时期的发展和应用。进入21世纪，中国面临着与近代完全不同的形势。从国际上看，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深入发展；另一方面，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在这种国际形势下，我们虽然不能完全放弃斗争哲学观，但在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更主要的任务是发展国内经济，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从国内看，一方面，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不断加强，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政治长期保持稳定；另一方面，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任务艰巨而繁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不是一个要推翻既有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的问题，而是要完善、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营造社会安定团结的局面。再加上我们所面临的这些矛盾，在性质上大都属于新时期人民内部性质的矛盾，是社会发展中的矛盾，是由于社会各个方面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造成的，它们虽然也严重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影响了社会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涉及社会的公平和公正。但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不是对抗的、强力的，而只能是和谐的方式和途径[3]。随着时代主题的变换，从斗争政治哲学观转向和谐政治哲学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思想作风的具体体现，这种转变，必将引发人们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的重大变革。
　　应该指出的是，和谐政治哲学观之所以成为新历史发展阶段的主导政治哲学观，也是批判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合”思想的结果。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贯穿着深厚的“和合”思想这一主线。“和合”思想强调，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由不同方面、不同要素构成的统一整体。在这个统一体中，不同方面、不同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异相合、相反相成[4]。可以说，和谐政治哲学观的提出，是传承和弘扬了“和合”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和合理内涵，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扬弃。

二、斗争政治哲学影响下的刑事诉讼法

　　无论是斗争政治哲学观还是和谐政治哲学观，都是解决矛盾与问题的方法和手段，而刑事诉讼法也是为了解决矛盾的，即主要解决国家与犯罪行为人之间的矛盾。政治哲学观和刑事诉讼法都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刑事诉讼法是在一定的政治哲学观指导下制定和实施的，因此不同的政治哲学观将直接影响到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和司法。
　　斗争哲学观，也就是将矛盾的双方置于一种对立的立场，解决的方法就是将其中一方予以消灭，或将其中一方的抵抗力完全解除，使其受另一方控制。这种斗争哲学观体现在刑事诉讼中，也就是将犯罪行为作为一种敌对行为看待，国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是一种高压态势，以及时、又准又狠地打击犯罪分子为价值导向，至于如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如何才能保证程序公正，并不是这种哲学观影响下的刑事诉讼的目标。以这种哲学观为指导的刑事诉讼的最极端的表现形式就是中国“文革”时期的砸烂公检法，完全抛弃诉讼形式而以运动方式打击犯罪分子。
　　在中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产生时期，虽然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已经确立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已逐渐步入正轨，但斗争哲学观仍有相当影响。这种影响在1979年《刑事诉讼法》就有相当体现，其重要表现就是刑事诉讼法基本上是作为一种专政工具而存在的，公检法三机关都是专政机关。具体表现主要有：一是基本指导思想上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如该法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宪法为根据，结合我国各族人民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经验和打击敌人、保护人民的实际需要制定。”立法目的显示出浓厚的阶级斗争色彩，而有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根本就没有纳入该法律的考虑范围。二是诉讼构造上，控、审不分，实行的是一种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诉讼主体地位而沦为诉讼客体，应有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在斗争哲学的语境下，矛盾解决追求的是及时有效，感觉只有这样才能及时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而不是保障程序正当与尊重对方的主体地位。控、审不分，有利于使参与刑事诉讼的司法机关形成一种打击犯罪的合力，而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可以说，这种诉讼构造正是斗争哲学在刑事诉讼法中的最好注解。三是诉讼行政化倾向严重，法院主动调查取证，承担追究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并在审前移送案卷，导致审前有罪预断。一般来说，主动出击从而掌握主动权，这是取得斗争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这点来说，法院主动参与刑事诉讼，这不仅是其作为专政工具的体现，也是其完成所承担职责的重要条件。四是没有规定无罪推定原则。实行无罪推定，不仅说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责任在于控诉方，也说明在法院判决之前被告人就是无罪的，控诉方不能随意剥夺、限制其合法权利，这对于司法机关查明、证实、指控犯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合法的诉讼权利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在斗争哲学的指导下，这种保障是没有存在余地的。也正因为如此，无罪推定原则不仅在1979年《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而且也是当时学界的一种忌讳。
　　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虽然较1979年《刑事诉讼法》有了很大进步，但受斗争哲学观影响的痕迹仍较明显，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处理仍然带有一种专政意味，只是没有1979年《刑事诉讼法》严重而已。其主要表现有：一是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仍没有改变，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现象时有发生。如司法实践经常发生的刑讯逼供现象；对某些案件不切合实际下达办案指标；还有公检法三机关实行联合办案制度，时不时召开联席会议，对某些案件在实体处理上实行未审先定。这些现象的发生，其实都与斗争哲学不无联系。二是无罪推定原则没有得到完全的确立。虽然有人认为，结合检察机关免予起诉制度的取消、检察机关举证责任的加强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同称谓的区别，中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的就是无罪推定原则，但一般认为，该条规定的只是法院的统一定罪权，而不是无罪推定原则。时隔十余年，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取得长足发展的情况下，无罪推定原则作为现代刑事诉讼法的最基本原则竟然没有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得以确立，不能说没有斗争哲学的影响。三是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人权保障措施缺失，对侦查措施缺乏有效控制。在具体程序与制度上，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1979年《刑事诉讼法》修改较多的是审查起诉程序与审判程序，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进步也主要体现在这两个阶段上，而侦查程序却没有太多变化。为此，1996年《刑事诉讼法》“继承”1979年《刑事诉讼法》专政色彩较多的也主要存在于侦查程序。缺少诉讼性而行政化极浓，侦查措施没有受到有效制约，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没有得到切实保障，律师介入举步维艰，这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侦查程序的特点，也是斗争哲学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留下的最深的痕迹。四是在证据的运用上，遵循的是“口供本位”，而非“物证本位”。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3条：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样的规定，导致侦查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把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作为侦破案件的重要手段和捷径，也就意味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可能按照司法机关的意图必须供述有可能存在也有可能根本不存在的“犯罪事实”，事实上造成当事人承担了一部分举证责任，自证其罪，也难以避免司法机关为获取当事人的口供，而采取指供、诱供、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方式，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国家司法机关当成追诉犯罪的一种工具。五是没有建立有效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非法取证行为往往侵害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将非法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不仅是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证证据的客观真实性，而且是为了维持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性与合法性，以免刑事诉讼沦为行政治罪的工具和专政的手段，杜绝“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莫须有的罪名”等一些出入人罪、违背现代法治理念现象的发生。中国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虽然有一些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但由于缺少相关的配套措施，在实践中很难起到其应有的作用。这样，中国刑事诉讼法实际上也就相当于没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而也就少了一道防止中国刑事诉讼在实践中滑向行政治罪工具的保障。

三、和谐政治哲学指导下的《刑事诉讼法》再修改

　　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应当以和谐政治哲学作为指导思想，借鉴国外有益立法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相应修改。具体来讲，应当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其一，以和谐观念为指导，在宏观上和理论层面理顺好几大关系。和谐社会的前提性条件是对各种主体、各方利益、各种形态的社会存在予以广泛认同和尊重，社会自身的多元化、多层次化是和谐社会的前提与基础。正是“和”而不“同”的现实本身才产生了和谐的需要。如果无“异”，也就没有必要强调“和”。因此，和谐社会是元素互补、功能互补的社会，是“彼此互动”的社会，是个体与个体的动态关系得到很好对待的社会。其体现在刑事诉讼法上，就是要解决好以下几方面关系：首先是刑事诉讼法与其他法律的关系，这是刑事诉讼的外部和谐问题，包括刑事诉讼法与宪法、刑法以及民事法律规范的关系等，只有处理好这几方面关系，才能处理好不同解决矛盾的方法、途径之间的关系，使它们都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其次是处理好刑事诉讼各阶段之间的关系，如侦查和起诉，起诉和审判，审判和执行等方面的关系。处理好这些关系，其实也就是处理好不同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只有理顺这些机关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制约关系，才有可能在中国刑事诉讼法中消除行政化倾向。再次是处理好权力和权利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国家追诉权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保障之间的关系。刑事诉讼中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追诉权力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刑事诉讼程序性质的风向标。权力处于压倒性地位，权利得不到保障，这是专政性质的行政治罪程序；权力受到抑制，权利得到保护与张扬，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刑事诉讼程序。我国目前要做的就是对追诉权力进行一定程度的抑制，防止其过分扩张而压制权利、侵害权利。
　　其二，对刑事诉讼法的价值、目标和功能等进行重新定位。如前所述，中国目前的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应当尽量使用和平的手段即正当的诉讼手段化解，而不能使用专政的手段来解决。据此，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应对刑事诉讼法的价值、目标和功能等进行重新定位。在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上，不仅要强调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统一，更要将社会关系的恢复作为其最终目标；要充分认识到正义的实现，不仅仅需要刑罚和强制，更重要的是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在刑事诉讼制度的目标上，要强调刑事司法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不能仅将犯罪行为打击了事，还要致力于弥补被犯罪行为破坏了的社会关系，使社会秩序真正回到稳定和谐的状态中来。在刑事诉讼制度的功能上，应将刑事诉讼法从过去的专政工具转变为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和社会矛盾的化解器。
加强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

林书设 陈育报


建设镇位于我县西北部，辖区面积80平方公里，人口2.3万余人。矿产资源较为丰富，集镇商贸繁华，交通便利，治安状况较为复杂。一年来，我所把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作为巩固 严打整治斗争成果、提高公安机关对社会治安局势驾驭能力的一项重点工程来抓，积极探索，边打边建，初步建立起以党委、政府为领导，以派出所为核心，以群防群治力量为基础的打防控一体化，点线面相结合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维护了辖区治安稳定，为全镇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今年1—6月份，全镇共发刑事案件17起，同比下降55.3%，以往比较突出的打架斗殴案件发6起，比降66.7 %。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在体系建设的基调上，将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提升为政府行为，取得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复杂的社会工程，需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参与，而不是靠派出所几条枪就可以完成。因此，我所在对辖区治安状况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向镇党委、政府多请示、多汇报，取得党委、政府对派出所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工作的领导、重视和支持，把这项工作列入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将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提升为政府行为，形成以党委、政府牵头领导，以派出所为核心协调，以社会各阶层力量为基础的防控体系建设框架。一是专门成立了由镇分管综治副书记为组长，派出所所长为副组长，各有关单位领导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方案的制定、实施和管理，有利于更好地发动社会各界防控力量。二是建立定期汇报制度，定期向镇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汇报，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由党委、政府协调解决，把各项防控措施落到实处。三是积极争取镇党委、政府在人、财、物上给予大力支持。镇政府在镇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专门拨出开展防控工作专项经费8000元。
二、在体系建设的内容上，根据辖区治安特点，建立了点、线、面结合的治安防控体系
㈠突出点的防控。点的防控就是把辖区需要重点防控的对象（如重点部位、重点人员）作为整个防控体系的点来进行重点防控，提高派出所对这些点的情况掌握和控制能力。点的防控在整个治安防控系中处于支点的位置，是防控的重点。我所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点的防控。一是增设治安报警点。在辖区治安复杂地区和重点村增设一个治安报警点，进一步方便群众报警。同时，使派出所对辖区发生的刑事、治安案件能在最短时间内掌握。二是建立防控支点。将辖区内28个重点单位、行业、场所作为防控支点，逐点建档，跟踪管理，以加强派出所对这些重点防控支点情况的及时掌握。三是针对重点人员建立控制点。在可能涉嫌犯罪人员、逃犯等列控对象周围，通过布建耳目等手段，对其进行全方位秘密控制，及时掌握动态。在今年夏季百日会战初期，通过加强点的控制，先后抓获上网逃犯高忠东、高忠玉两人。
㈡抓好线的防控。点的防控需要线来连接，线的防控抓好了，也就巩固和加强了点的防控。线的防控在整个体系建设中处于承上启下的连接作用，是防控不可缺少的一环。对线的防控，主要是通过加强路面巡逻，起到威慑作用，提高防控能力。一是组建镇治安巡逻队。目前有队员4名，主要负责对辖区治安复杂区域和重点路段的治安巡查，加强线上防控，强化打击现行犯罪的力度。二是组建护村（厂、校）巡逻队。以村治保会、厂矿和学校保卫科为依托，共组建14支75人，有选择、有重点地义务开展治安巡逻。三是规范巡逻方式。针对辖区治安状况的变化，及时调整、确定巡逻防范的重点路段和区域，组织民警、巡逻队员进行车巡、步巡。同时，将巡逻分为2个时段：白天为常规段，由责任区民警带领一名巡逻队员结合日常工作在本辖区巡逻；夜间为重点段，由2名民警带2名巡逻队员对重点区域开展巡逻，以夜间巡逻为主。开展治安巡逻工作，提高了辖区的“见警率”和“管事率”，增强了公安机关对社会面的管控能力，在控制三类可防性案件、控制公共场所发案、提高群众安全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建设镇公共娱乐场所较多，打架滋事等案件时有发生，通过开展夜间治安巡逻，此类案件大幅下降。今年入夏以来，集镇所在地的歌舞厅、一保岬、六保岬冷饮点等公共场所发生打架案件2起，其中1起被当场制止，发案数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66.7%。6月19晚12时许，池某在相约酒吧过生日时与同在该场所跳舞的郑某因小事发生争吵，二人及其朋友共十余人，矛盾逐步激化，有可能酿成群殴事件，被巡逻到此的民警及巡逻队员当场予以制止。6月23日凌晨2时许，巡逻人员在建设粮站院内当场抓获正在撬盗摩托车的陈维满、罗上铃，从中破获盗车案件3起。开展巡逻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使民警认识到改革旧有的警务模式的必要性，促进了思想观念的转变，为今后总体警务制度改革打下良好的基础。
㈢开展面的防控。面的防控就是对整个社会面的防控，在整个体系建设中，点和线的防控是重点，但仅有点和线的防控，这个体系是不健全的，只有加上面的防控，整个体系建设才是完整的。我所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面的防控：一是着力编织情报信息网。通过布建治安耳目和信息员，形成一张布局合理、覆盖面广、触角灵敏的情报信息网，及时掌握辖区内的各种治安信息。二是努力构建三级联防机制。初级联防即“户户联防”，本着“警力有限，民力无穷”的指导思想，在相邻的店铺或农户之间开展联防，互相照看。3月24日上午，建忠村民吴士昌在联防守护中发现吴学榜家中有一行迹可疑少年，经盘问将其扭送到派出所，从中破获盗窃自行车案件3起。二级联防为中级联防，由责任区民警分头负责，广泛开展村与村、厂矿与村、学校与村的联防机制。三级联防为周边联防，与毗邻的本县广平、文江、奇韬、太华及永安市槐南乡等周边地区开展广泛而有针对性的治安联防协作机制，达到案件协查、信息共享、共同防控的目标。通过建立三级联防，使派出所对社会面的防控能力大大增强。三是抓好治保调解会建设。加强对两会业务指导，每月召开治保调解主任例会，充分发挥“两会”作用。各村成立了调解小组，聘请3—4名德高望重的群众作为调解员，及时调解纠纷，把矛盾化解在本村，消除在萌芽状态，有效防止“民转刑”案件的发生。今年来全镇12个治保调解会共调解民间纠纷23起，没有发生一起“民转刑”案件。
三、在体系建设的特色上，突出加强了流出人口管理。
加强人口管理是治安防控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人口管理上，我所注重从源头上开展防控工作，在加强常住人口、外来人口的基础管理，以及违法青少年、所外监管人员、两劳释放人员等违法犯罪高危人群的重点管理的同时，突出加强了对流出人口的管理。近年来，我镇富余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经商，人数达数千人之多，在促进我镇及流入地经济建设的同时，也使我镇治安形势出现新动向：一是流出人口在外违法犯罪增多；二是无人监护的在校学生参与违法活动增多；三是农村纠纷矛盾及家庭婚姻问题时有发生。对此，我所在今年开展“贯彻十六大，全面奔小康，公安怎么办”大讨论活动中，将派出所是否要开展流出人口管理作为一个主题，组织全所民警进行讨论。通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虽然上级公安机关没有要求流出地公安派出所对流出人口进行管理，而是以流入地公安机关为主，流出地公安机关协助管理，但管好流出人口可以有效预防流出人员违法犯罪，促进流入地公安机关加强对流动人口管理，服务流出地、流入地的治安工作和经济发展。于是，我所决定率先将流出人口管理作为派出所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来抓，并取得了镇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重视、支持和配合，成了我所抓治安防控建设的一个特色。主要做法是：
㈠建立台帐，对流出人口情况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即：及时掌握、核对流出人口的底数及流向。对流出人员的姓名、年龄、原籍住址、流出时间、流入详细地址、从事职业、经济情况、现实表现、发复函情况一一作了登记，建立完整基础台帐。⑴由责任区民警深入各村详细了解流出情况，并登记造册；⑵通过计生办办理流动人员婚育节育证掌握育龄人员外出情况；⑶通过镇劳务站掌握流出人口从事职业及分布情况；⑷每学期到中小学了解学生父母是否外出及流入地址、从事职业；⑸每月核对流出人口一次，即依托村治保主任和户口协管员对每月流出人员变动情况进行重点掌握登记，与派出所进行核对；⑹及时掌握流出人口返乡时间、返乡原因，对流出人口做到底数清、去向明。目前，全镇现共登记流出人口2937人。
㈡防范在先，对流出人口开展法制教育和培训。一是在每年春节后，由派出所和计生办集中一定的时间对拟外出打工、经商的人员组织进行一次法制教育，组织他们学习《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劳动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并逐人发放派出所统一编印的宣传手册，提高流出人员的守法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使流出人员在外能够遵守法律法规，为流入地经济发展作贡献，在受到不法侵害时，能够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二是流出人口在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节育证明》、《外出务工人员证明》时，由派出所和镇综治办与外出人员签订《流出务工、经商遵纪守法责任书》，要求其在外出期间能遵守法律法规。三是对集中输出劳力和流出人员较多的地方，在流出人员中指定组织能力强的人为义务法制宣传员，一方面配合流入地公安机关对外出人员进行法制教育，另一方面及时掌握流出人员表现情况并及时反馈。四是在每年年底外出人员大量返乡之际，依托村治保会和责任区民警对流出人员进行再教育。
㈢跟踪管理，确保管得住，控得严。主要是强化与流出地公安机关的联系和信息反馈。流出人口在外违法犯罪不在少数，我所从维护稳定的大局出发，对流出人口进行分类管理，将流出人口分成四类：一类是指一般群众；二类指有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三类是指需要纳入视线人员即重点人口；四类是涉嫌违法犯罪人员。对一类人员仅一般掌握，对二、三、四类人员由派出所逐人寄发通报协查函到流入地公安机关，向其通报基本资料，提供相关信息，请其将有关对象纳入视线，重点管理。对流出人员较集中的省内三明、沙县、泉州、晋江、石狮、厦门等地，我所与所在地公安机关有针对性地签订互通情况、共同管理的协议，建立协作机制，使流出地流入地共同承担管理责任，确保建设籍流出人口少发案，不作案。对流出人口实行分类管理、通报协查制度，不仅为流入地公安机关加强流动人口管理提供服务，同时还直接服务于本辖区的治安防控。减少了人口管理方面存在的漏洞。
㈣亲情帮扶，努力为流出人口排忧解难。民警在工作中发现，流出人口均有一个担忧和一项困难。担忧的是大人都外出了，家中老人孩子缺少照顾，孩子容易变坏，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困难的是在外打工经商，人生地不熟，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怎么办？我所想流出人员之所想，急流出人员之所急，与相关部门一道，对流出人员提供亲情般的帮助，努力为他们排忧解验。一是主动与学校配合，将父母外出打工学生列为重点帮扶对象，加强教育和监护，及时发现其不良行为，对个别有轻微违法行为人员逐个与老师成立帮教小组及时帮教，同时对侵害青少年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活动加大查处力度，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并定期主动上门家访，力所能及帮助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解决外出务工、经商人员的后顾之忧。二是为外出人员提供法律帮助，力所能及保护流出人口的合法权益，帮助他们解决外出务工遇到的实际困难。流出人口的权益受到侵害时，积极协调，为流出人口提供“娘家”式的支持。如在三明打工的高某在为老板干了半年后，老板找了种种理由克扣高某二个月工钱，我所民警在下村时听到高某的诉求后，民警当天就同劳务站向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反映这一情况并通过劳动部门解决，同时向三元警方通报这一情况，最后在三元警方和劳动监察部门的干预下，被无故克扣的工钱终于如数领回。高某对此感激不尽，写了一封感谢信寄到我所表达谢意。
㈤微机管理，提高流出人口管理的科技含量。为了做好流出人口管理，我所在县局户政部门的协助下，开发出流出人口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了流出人口微机化管理，并与暂住人口信息管理系统、租赁房屋管理系统共同构成流动人口治安管理信息系统，提高流出人口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5月20日，责任区民警在下村调查中发现在三明富兴堡养猪场务工人员林起绵近日返乡，常出入娱乐场所挥霍，行为反常。通过微机检索其经济状况并结合调查情况，发现此人有盗窃嫌疑，即与所在地派出所联系，从中破获1起2600元现金被盗案件。
作者单位：福建省大田县委政法委 福建省大田县公安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