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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涉家庭暴力致离婚案件的成因及其对策

毕世林　　黎　弦　　赖俐妃

家庭是社会成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细胞组织，家庭的和睦与稳定关系着社会的稳定与安宁，然而家庭暴力在世界范围内都是较为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根据全国妇联权益部门的统计，我国30%的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暴力行为，施暴者多为男性。目前我院涉家庭暴力离婚案件中，因丈夫的暴行而涉讼，导致夫妻离异的占绝大多数，由此表明妇女（妻子）是家庭暴力的最大受害群体。笔者在此就其成因及对策与同行商榷，谈点肤浅的认识，以达抛砖引玉之效果。
一、概述
（一）概念
2001年12月24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明确规定，家庭暴力即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本文仅谈夫妻之间即婚姻主体之间存在的家庭暴力行为。
（二）特征
家庭暴力由于行为人的不法行为直接针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并给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伤害后果。与其他暴力行为相比较，具有以下特点：
　　1、身份的特定性。家庭暴力由于发生在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中，因此施暴者与受害者之间具有特定的身份和关系。如婚姻主体间存在的夫妻关系，据我院三年来审理此类案件调查统计，90%以上的家庭暴力的施暴者为丈夫。
2、时间的连续性。家庭暴力因伴随着家庭成员之间的共同生活，施暴者会因不同的事由，在不同的时间里，多次或长期对同一受害者采取不同的行为和方式，不定期地施暴。
3、行为的隐蔽性。家庭暴力大多数都发生在特定的场所，即多数发生在施暴者与受害者共同居住的住所，其暴力行为很难让世人知晓，大多数受害者认为，家庭暴力系个人的家庭隐私。“家丑不可外扬”的封建意识根深蒂固，为了不使家庭矛盾激化而影响婚姻和家庭的稳定，故而受害者大多采取忍耐态度，不向外张扬，更谈不上要通过法律程序来保护自己的人身权利，由此导致施暴者更加猖狂，且不让外人知晓，隐蔽性很强。
4、手段的多样性。家庭暴力，既包括肉体上的伤害，例如殴打、体罚、残害、限制人身自由等，也包括精神上的折磨，如威胁、恐吓、咒骂、讥讽、凌辱人格等，甚至还包括性暴力。其后果是严重的，不仅造成受害者身体、精神的痛苦、心理的压抑，还威胁到家庭的和睦与稳定，甚至会涉家庭暴力导致恶性案件发生，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统计与分析
随着“禁止家庭暴力”载入2001年4月28日公布的新婚姻法，并将实施了家庭暴力作为准予离婚的条件之一。笔者就所在法院2002年至2004年审结的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中涉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案件进行如下统计与分析：
2002年审结婚姻家庭纠纷案件990件，其中婚姻案件876件，判（调）离685件，占婚姻案件总数的78.19%；涉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为59件，占判（调）离婚案件数的8.67%。2003年审结婚姻家庭纠纷案件1028件，其中婚姻案件908件，判（调）离660件，占婚姻案件总数的72.68%；涉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为82件，占判（调）离婚案件数的12.44%，较上年相比上升3.77%。2004年审结婚姻家庭纠纷案件743件，其中婚姻案件为634件，判（调）离400件，占婚姻案件总数的63.09%；涉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为79件，占判（调）离婚案件数的19.75%，较上年相比上升7.31%。
从调查的数据表明，三年来审结的婚姻案件离婚率呈下降趋势，但涉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比例却逐年上升。
二、原因
涉家庭暴力导致离婚案件呈上升趋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既有婚姻当事人自身原因，也有经济发展与社会环境等外界原因，还有职能部门及相关法律制度的原因。
（一）婚姻当事人自身原因
1、婚姻基础较差。婚姻当事人婚前认识时间短，相互了解不够，草率结婚致使婚后夫妻间缺乏沟通和交流，当在日常生活中出现或大或小的矛盾，双方便会失去应有的理性认识和法律意识，出现伤害对方的言行，矛盾激化后，双方为达到各自的目的而采取极端的态度和方式来对待彼此，导致暴力行为发生和升级。如吴X丽诉张X强离婚案，二人（均系再婚）认识不到二个月便进行了婚姻登记，由于相处时间短，彼此了解不够，婚后，各自缺点逐渐暴露，并缺乏沟通交流，为此常因家庭琐事发生争吵，后来发展到张X强稍不如意便对吴X丽实施家庭暴力，致使吴X丽诉至法院要求结束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
2、男权思想较重。男权思想在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些人或家庭中仍有存在，更是产生家庭暴力的重要原因。以自我为中心的丈夫在家庭中保持高姿态，一旦妻子做出不合要求或不如所愿的行为就会换来暴打，作为弱势群体的妻子则抱着“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不敢声张，默默忍受。如此以往，更加助长了丈夫的“势气”，对妻子实施家庭暴力的行为也更为频繁。如张X芳诉李X离婚案，李在家庭中以“大男子”自居，随意辱骂女方，多次殴伤女方住院治疗，甚至威胁、恐吓张及其家人。为使自己及家人的人身安全不受侵害，张X芳诉请法院解除与李X的婚姻关系。
3、法制意识淡薄。改革开放以来，女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得到提高，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随着普法教育的开展，要求同男性处于平等地位的呼声越来越高，并更加懂得怎样运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当“禁止家庭暴力”载入新婚姻法后，作为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妇女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欲通过合法途径结束痛苦的婚姻生活。笔者所在法院三年审结的涉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案件有220件，其中以女性为原告的案件有217件，占98.63%。
（二）外界原因
1、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导致涉暴引发离婚案件产生的重要因素。随着经济的发展，处于经济和社会地位强势的成员在家庭生活中往往居于主导和支配地位，而处于弱势地位的成员往往在经济和生活上依赖于他们，一旦发生家庭矛盾，处于弱势地位的成员通常会成为发泄对象，且大都逆来顺受。而这种软弱的反应使得施暴者无需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如叶X惠诉康X福离婚案，康X福经商致富后，对与之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妻子叶X惠产生厌倦之意，在外拈花惹草，妻子试图想改变现状，恢复温馨的三口之家，但康X福不仅没有悔改，反而限制没有经济来源的叶X惠的生活开支，并常对其实施家庭暴力，叶X惠诉至法院要求离婚，该案经法院审理调解未果判离，并判决康X福给予叶X惠经济帮助费。原、被告双方均服判。
2、社会不良风气是导致涉暴引发离婚案件的外因。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腐朽思想与陋习不同程度地波及着婚姻和家庭。债台高筑、嗜酒如命、重婚、包养二奶等社会丑陋现象的存在引发了家庭暴力，施暴者为达到自己的畸形目的对妻子实施家庭暴力。如倪X诉林X离婚案，平时林X与倪X夫妻感情一般，但好酒的林X喝醉后，便失去理智，轻则对倪X呵斥，重则拳脚相加，常常打得倪X卧床不起。酒醒后，林X为自己的行为追悔莫及甚至跪地乞求倪X原谅并保证不再触酒。数次的毁约，屡次的被打经历让倪X心惊胆颤，不知下次何时又会遭到丈夫的毒打，为了结束这身心恐惧的生活，倪X诉至法院坚决要求离婚。再如张X菊诉刘X洪离婚案，刘X洪入赘到张X菊家，婚后不但缺乏家庭责任感，而且与一女子以夫妻名义在外租房同居并生一子。为了达到与该女子结婚的目的，刘X洪一回到家中便对妻子张X菊实施家庭暴力，并扬言要么离婚，要么就置张X菊于死地。张X菊诉至法院，要求与刘X洪离婚，该案经法院审理调解离婚，刘X洪给予张X菊经济赔偿。
3、职能部门及相关法律制度的原因。家庭暴力长期以来被视为家庭私事，其隐蔽性决定了很少会有相关部门主动管理。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家庭暴力行为除杀人和重伤外，司法机关大多作为自诉案件处理，采取“不告不理”的做法，就让其成了相关部门不管不问的真空地带。再则有相当部分司法人员认为家庭暴力是夫妻之间的私事，不属于司法管辖范围，致使家庭暴力的施暴者很少得到制裁，从而助长了家庭暴力事件的增长。受害者在遭受家庭暴力时难以寻求有效的保护，即使通过相关部门解决，也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毕竟家庭生活是长期的，而且暴力行为的发生具有隐蔽性和时间的不确定性，有些部门想管也有心无力，制裁手段的缺乏更让相关部门对施暴者无计可施。另外，我国宪法、刑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对家庭暴力行为都有禁止性规定，但缺乏明确的认定和具体的制裁办法，可操作性不强。
三、对策
要减少涉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案件，首先就应反对和消除家庭暴力的存在，如何消除家庭暴力？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转变观念，提升自我保护意识。家庭暴力中，施暴者丈夫打妻子大多缘于夫妻在家庭中地位不平等，要想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女性首先应树立“自尊、自强、自信、自立”的观念，提高自身素质，消除封建残余思想，要认识到自己与男性具有同等的人格与尊严，保护自身不受伤害。其次，正确处理好恋爱、婚姻和家庭的关系，不要在无感情基础可言下草率结婚；婚姻生活中，双方多进行沟通与交流，遇到存有分歧的问题，要共同理性地面对并心平气和地提出各自的看法与意见，不能动辄就进行人身攻击，以免事态激化，避免家庭暴力的发生。最后，受虐待妇女应具备自我保护意识和防暴抗暴意识。如在面对极其残暴的施虐者，有可能出现被杀或严重伤害的情况下，要尽快离开家庭到住所地的派出所求救，或请求相关部门如妇联、工会以及各种公益性的法律救援机构、人民调解委员会、公安机关等的介入，必要时还可寻求法律的保护，如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诉讼或民事诉讼，以达到保护自身安危，震慑与制裁施暴者的目的。
2、强化素质，提高法律意识。全民综合素质与法制道德意识应该得到增强与提高，这不仅需要公民自身的修养，更需要国家加大宣传力度，并建立健全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对社会上存在的陋习与丑恶现象，应当加大打击力度，纯净社会环境，让家庭暴力没有生长的土壤。司法机关要加强普法宣传教育，让保护妇女的法律规定深入人心，提高广大妇女的法制观念，增强其反家庭暴力的自觉性和斗争性。
3、构建体系，发挥职能作用。政府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中起主导作用。要通过明确家庭暴力问题的法律地位，增强对家庭暴力的重视程度，构建整个社会防控和制裁家庭暴力的体系，并将其纳入社会综合治理范畴。报刊、电视、广播等社会媒介和舆论监督也要及时地曝光和谴责残害妇女的家庭暴力行为。从舆论、道德到法律、机制，从司法机关、社区、单位到家庭编织一个反家庭暴力之网，提高全社会对家庭暴力行为危害性的认识，达到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行为的目的。
4、加强司法援助，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援助和保护受害者是反对家庭暴力的重要措施。家庭暴力发生后一方面要制裁施暴者，另一方面要抚慰受害者。居委会和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及妇联等要重视给受害者精神上的抚慰，及时解决他们的困难。相关部门还应开辟妇女热线电话，为（受害）妇女提供法律援助和心理咨询，设立妇女庇护所、家庭事务裁判所、家庭暴力救助中心等。
5、公正执法，强化司法机关。为了保护妇女的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司法机关要加强对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打击力度。要重视和加强对施暴者的制裁力度，形成强大的威慑力，使施暴者有所顾忌，让妇女权益切实得到保护。司法机关的执法人员应转变家庭暴力行为系夫妻间私事的观念，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以保护妇女合法权益和维护法律尊严。必要时，审判机关可设立专门审理家庭暴力案件的“家庭暴力法庭”，及时惩治施暴者，切实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并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给受害者最大的便利，使其得到相应的赔偿。
6、构建制度，完善执法体系。为此，应完善制定家庭暴力、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制度。目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家庭暴力行为都有禁止性规定，但缺乏可操作性。笔者认为，国家应尽快出台可操作性强、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规，其中应包括家庭暴力的定义、家庭暴力的救助机构和求助程序、制裁机构、施暴者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内容，为遭受家庭暴力的受害家庭成员树起一道有效的法律屏障。
7、严格界定“家庭暴力”。《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提出离婚，人民法院应当进行调解，如坚决要求离婚的，经调解无效，视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应准予离婚。这要求在审理这类离婚案件过程中把好“家庭暴力”这个关，是否构成家庭暴力，应根据当事人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综合结婚时间、婚后关系，实施家庭暴力的手段和危害程度等来认定，而不能因双方当事人偶尔的争吵、打架或单方以家庭暴力为由起诉离婚，就予以认定。这样既不利于家庭的稳定，也会助长当事人因情绪激动而草率离婚。
8、注重调解的多渠道，充分发挥调解功能。法官在处理涉家庭暴力导致离婚案件时应广开渠道，邀请资历威信较高的亲属或当事人所在单位人员或基层组织、妇联到庭参与调解，或让当事人在庭前或法庭上进行单独交流等方法促成双方和好。若确无法调和的，法官要耐心地做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让施暴方认识到自身的错误，以达到平和离婚之目的。


家族企业：蒙冤之后是晴天

李华振 刘卫华


本文为笔者在一次中国民营企业家论坛上的发言稿，后被《中国民营科技与经济》杂志以封面特稿刊于2003年7期



家族企业并非落后形态！
家族企业是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蒙冤”最多的经济形式。受某种传统观念的影响，主流经济学往往把家族企业视为一种落后的经济形式，甚至断言家族企业必将消失。一提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把家族企业作为“典型反面教材”进行批判。
实际上，作为最古老的产业组织之一，家族企业不仅不会消失，而且正在“返老还童”，重新焕发活力，在经济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出现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有经济，据估算，规模在２０万亿人民币。中国民有企业开始进入经济“禁地”，如金融、能源、矿产、公用事业、专用化学品等，并成为行业领袖。据统计，目前在中国国内的民有经济中，家族企业至少占到了９０％以上。在这些企业中，既有单一业主制的企业，也有合伙制的企业、共有制的企业，甚至还出现了家族成员保持临界控制权的企业集团。
如果认为国内的家族企业20多年的快速发展仍不足以说明问题，我们可以把眼光放远到世界范围内。在全球５００强最近一次的排名榜中，有１７５家为家族控制的企业。我们不妨看看家族企业占ＧＤＰ总数的比例：韩国４８．２％；中国台湾６１．６％；马来西亚６７．２％；菲律宾和印尼，最大的十个家族体现本国市值的一半；中国香港，五个最大家族体现了２６％的市价总值；韩国、马来西亚及新加坡，十大家族体现市价总值的１／４；在现代企业制度最完备的美国，家族企业创造了７８％的就业机会，创造了全美ＧＤＰ的５０％。
美国季刊杂志《家族企业》（FamilyBusiness）在其2003年第一期上公布了全球最大200家家族企业的排行榜。其中，中国人熟知的沃尔玛、福特、三星荣登三甲。这200家企业共来自27个国家，其中美国占了99席。此次排名对家族企业的含义规定很广：不论何种所有制形式及管理方式，只要是某个家族在这一公司中占有重要地位，即可参加排名。所以最终的排行榜中包括上市公司、私营公司、集团公司、控股公司等多种组成形式。许多公司在其所在的行业中，甚至在所在国家的国民经济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众多家族企业中，许多并非完全意义上由某个家族统治，而是靠多数股掌握着对公司的控制权。例如在排名第一的沃尔玛和排名第二的福特，Walton家族和Ford家族分别占有38%和40%的股权。而在控制着7-Eleven便利店73%股权的排名第21位的日本Ito-Yokado公司中，伊藤家族仅拥有15%的份额。
美国公司治理对策：家族企业成为首选
美国是举世公认的现代企业制度典范，百年来一直被视为“制度文明” 的表率。家族企业在美国经济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如果说“家族企业支撑起了美国经济繁荣”，你或许不相信，但事实却是如此。在大约80年代中期之前，美国经济的主力军一直是家族企业；直到后来出现了“新经济时代”（又称“知识经济时代”），美国诞生了大批所谓的“最先进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公司。老布什时期，家族企业开始备受批判，认为它是“过时的老爷车”，不适宜行驶在新经济的宽阔大道上。克林顿的8年当政期间，美国家族企业进一步“衰落”，代之而起的是“更先进的知识经济企业”。
按传统经济学的观点，家族企业的衰落应该标志着更先进的企业制度的建立和普及，应该推动经济的更大繁荣。但事实并非如此，恰恰相反，美国经济于21世纪的开元之年跌入了低谷，主要原因不是“9·11”恐怖事件，而是美国的“更先进的现代企业制度”出了严重问题，发生了安然之类的一连串公司丑闻危机，美国的“制度文明”不再是神话和真理，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到底什么才是现代企业制度？”经过一番考证，经济学家蓦然发现——曾被大力批判的家族企业才是完善的、有效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形态！小布什政府于2002年8月4日颁行了一项“公司责任法案”，其主要措施之一就是回归家族化，重新重视家族企业的作用。
安然等公司丑闻的症结在于：所有权过于分散，一个公司有多个、甚至成千上万个所有者。在这种条件下，掌握着公司实际控制权的经理层就会通过损害公司利益来谋取不当私利。这就是“经理层操纵”。
家族企业由于由某个（或多个）家族控制着足够有效的股权，在“关心切身利益”的激励下，家族成员就会尽心尽力对企业进行经营、管理、监督，减少“经理层操纵”所带来的公司腐败。
西方“两权合一”浪潮：家族企业备受青睐
就在我国国企改革大力提倡“两权分离”并认为这是“学习西方先进的企业经验”时，西方却兴起了“两权合一”的浪潮，家族企业因此而备受青睐。
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就发现：在两权分离的企业中，经营者是在“使用别人的而不是自己的钱财，也就不可能盼望他们会有像私人公司那样的警觉性去管理企业”。但这种“异样的声音”被淹没在近现代飞速发展的大工业浪潮里，因为公司规模的庞大导致了普遍的两权分离。
但后来，西方实行两权分离的公司屡屡发生经营者腐败、经理层侵害公司和股东利益、大股东操纵公司损害中小股东、甚至跨国公司被内部人搞垮等等恶性事件。西方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认真分析，于是产生了今天广为人知的科斯定理。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及理论分析之下，西方兴起了“中小企业将成为21世纪主流企业”的浪潮，许多大公司也因此而化大为小、化整为散，集团式大企业也不再是传统的“总分公司制”，纷纷改成“母子公司制”。（总分公司制中，分公司不是独立法人；而母子公司制中，各个子公司都是独立的中小型企业法人。）家族企业以其明显的优势特点，成为中小企业最主要的组织形态。
这种做法可以避免两权分离带来的种种弊端。司法部“公司治理结构专项研究”课题组负责人刘大洪指出，在家族企业里，所有者就能够直接有效地监控企业经营，防范经营者风险。（注意：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并不是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合一；从法律的技术层面上讲，法人财产权是必须独立的、不得受所有者非法操纵。法人财产权不等于经营权。）
中国经济下一轮发展的主力是家族企业
中国改革20多年来，国有企业是上一轮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有企业将让位于民营企业。中央政府已经把“国有股减持”、“国退民进”、 “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等作为明确的战略提出来，且已经切实实施相应措施。据最近的一次统计，如果把那些“戴着红帽子的名国有实民营”企业计算在内，中国目前的民营经济力量已接近国有经济！而且，在接下来的深化改革过程里，中央决心继续调整国民经济的整体布局，进一步贯彻“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造”，真正与国际接轨，建立起“人民主导的、而不是国家权力主导的市场经济”。
实际上，目前中国民营经济的90%以上都是家族企业，发展民营经济必须大力发展家族企业。中国下一轮经济发展的主力将是以家族企业为代表的民营经济。目前，中国家族企业发展最迅速、最健康的当数温州，我们不妨以其为例，来剖析中国家族企业的必然性。在温州，不仅个人业主制企业完全属于家族企业，连股份合作企业和股份制企业也大多保留着浓厚的家族色彩。温州民营企业选择家族制是在传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作用下，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温州是一个带有浓厚传统文化特色的社会，在转型期中，民企很难通过外部其他途径获取资本，家族成员是企业资本的重要来源。温州奇迹的很大原因在于一张巨大的社会网络支撑着温州人的流动和移民行为，他们通过家族关系链流动、迁移、聚集，家族网络降低了生产和经营成本，减少他们在异国他乡所面临的生存、生活和发展风险。温州人往往从族人那里学习经营经验，这种血缘亲缘关系构成的家族网络是产业扩散的重要渠道。建立在血亲关系上的低信任度社会难以造就非血亲的民营企业。由于血缘和亲缘关系的特殊凝聚力以及家族成员为家族事业的自我牺牲精神，家族企业能够极大地降低内部监督成本。
家族企业最适合中国社会文化传统
在同属中华文化圈的国家及地区里，家族企业一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华人资本界著名的永诚实业集团董事长刘孟奇说，在华人企业里，即使是跨国大公司，也一直以家族制为主导。这绝非偶然，其背后是独特的中华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家族企业最适合中国社会文化传统，其存在是必然的、长期的。
中国人有明显的“仇富”心理，这既不利于职业经理人阶层的形成和壮大，也不利于家族企业对外来人才的重视、信任和重用。有个笑话，说心理学家随机挑选了一个美国人和一个中国人，对他们进行催眠，然后问他们对待富人的态度，让他们说出真话。美国人说：“我敬佩富人，我也想成为富人。我想为富人工作，以得到丰厚的薪水。”中国人则说：“我嫉妒富人，眼都红了。我想劫富济贫。”在这种明显的“仇富”心理支配下，中国民营经济的所有者不敢、不愿去重用外来人才，因为他不能保证“外人”会不会暗中背叛他、算计他、甚至劫持他！这使家族企业成为中国民营经济必然的、也是迫不得已的首选，因为家族成员不会产生上述风险。
“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思想也极大地影响着中国家族企业。在西方，人们以“在大公司工作”为荣；而在中国，即使在最大的、最好的公司里工作，也被视为“为别人打工，没前途”。中国人都想“自己当老板”，即使是一个小老板，也胜过为别人打工。这使中国一直难以形成正规的、繁荣的职业经理人市场。有个形象的比喻，说：中国目前的职业经理比国宝大熊猫还少，而大大小小的、成功的不成功的、现实的做梦的老板却比老鼠还多。没有发达的职业经理市场，民营企业很难获得足够的、称职的、恪守职业道德的外来人才，于是，不得不仍然倚靠家族成员，这也导致家族企业盛行。
社会信用监控体系不健全，加之我国长期以来漠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使人们（尤其是“打工经理”）普遍产生一种“没出事时赶紧捞，出事之后撒腿跑”的短期心理及近视行为。民营经济的打工经理腐败事件经常发生，有关机关对待这种事也往往睁一眼闭一眼，认为“反正又不是侵犯国家全民财产，富人损失一点无所谓”。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指出，对私人财产的“公力保护”不力，也迫使民营经济干脆进行“私力救济”，实行家族制，由“自己人”控制着企业经营的日常过程，根绝“外来者”为祸的可能。









作者简介：
李华振，河南人，祖籍安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法研究生部，财经作家，2003年度“十大智业人物”之一，在国家级经济类杂志上发表文章280余篇，并多次被人大报刊资料中心转载，见于北京社科院学报《北京社会科学》（季刊）、《人民日报之中国经济快讯（理论版）》、新华社《经济世界》、《中国经贸》、《中国商界》、《政策与管理》、《经济导刊》、《财经报道》、《企业研究》等刊。
曾任多家集团公司、上市公司的战略企划中心总经理，被多家杂志以“封面人物”进行报道。现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上，在我国著名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教授主持的国务院司法部“中国公司治理结构课题研究”、“中国国有企业问题专项研究”等课题组中从事研究工作。
作者联系方式：lhzlwh@yahoo.com.cn 或 lhzlwh@21cn.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