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人事部关于一九八七年解决部分中年专业技术人员工资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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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人事部关于一九八七年解决部分中年专业技术人员工资问题的通知
劳动人事部关于一九八七年解决部分中年专业技术人员工资问题的通知
劳动人事部
经过一九八五年工资制度改革和一九八六年采取补充改善措施，专业技术人员的工资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工资中的突出问题也得到了初步解决。但是，由于长期积累的问题较多，加上国家财力有限，专业技术人员特别是中年专业技术人员工资偏低的状况还未完全改变，需要继
续采取措施加以逐步解决。经国务院批准，从一九八七年十月起，适当提高部分中年专业技术人员的工资，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这次提高部分中年专业技术人员的工资，重点是担任讲师、助理研究员、主治医师、工程师以及相当中级职务的中年专业技术人员。其中能够胜任本职工作，起骨干作用，并做出一定成绩和贡献的，可以提升一级工资。现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符合上述条件的，也可
以列入升级增资的范围。但是，上述人员一九八五年工资改革以来增加的工资额（不含工龄津贴）在三个级差及其以上的，这次原则上不提高工资。
企业中同类人员的工资问题如何解决，由企业自主决定。
二、提高部分中年专业技术人员的工资，由各地区、各部门在国家下达的增资指标内，按照上述重点和条件，结合实际情况具体制定实施办法。
三、为了适当解决专业技术人员工资中的其他突出问题，另按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3％下达机动增资指标，由各地区、各部门具体掌握使用。
四、这次提高部分中年专业技术人员工资的工作，仍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中央、国务院各部门（除核工业、航天、铁道等经批准的少数部门外）所属在地方的单位按各地区的具体规定执行。中央、国务院各直属机关及其在京事业单位，由国务院工资制度改革小组
办公室负责组织实施。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领导，注意做好思想工作，把工作做好。
1988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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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业贿赂犯罪的概念
199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首次规定了在商业活动中经营者的贿赂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责任，开始对商业贿赂违法行为进行法律规制。随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96年11月15日发布了《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一次比较明确地界定了商业贿赂的概念。该《规定》第2条指出：商业贿赂是指经营者为销售或购买商品而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行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确立及商业交往的频繁，商业贿赂行为的触角也深入到商业活动的各个环节，对公平、开放、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造成冲击与破坏。因此，现行刑法将商业贿赂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但同时并未规定商业贿赂的单一罪名而是分散规定于刑法第三章第三节、第四节、第八章等章节中--商业贿赂犯罪并非刑事立法意义上的术语。
理论上，商业贿赂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说以贿赂行为发生的领域为标准，认为凡是发生在商业活动领域的贿赂行为均为商业贿赂。[1]--当然包括以国家工作人员为主体的公务型贿赂犯罪及以非国家工作人员为主体的业务型贿赂犯罪。狭义说以贿赂行为的主体为标准，认为所谓商业贿赂仅指上述业务型贿赂，而不包括公务型贿赂。狭义说将着眼点放在贿赂行为对公平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而广义说更兼顾了在商业活动中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保护。但是，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在商业活动中所发挥作用的现实、社会政策及司法实践来看，将国家工作人员为主体的公务型贿赂排除在商业贿赂的视野之外是不科学的。[2]
根据我国商业贿赂的相关法律规范及司法实践，商业贿赂犯罪是指在作为市场主体的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之间及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与政府之间，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为获得交易机会而违反公平竞争原则，给予对方非法利益，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二、我国现行立法中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模式
目前世界各国对狭义的商业贿赂行为即业务型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模式，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法典型立法模式，即把业务型商业贿赂犯罪集中规定在刑法典之中。如美国纽约州的《商业贿赂法》、挪威的《一般公民刑法典》及《芬兰刑法典》均以法典或单行法的形式规定了商业贿赂犯罪。其二是附属刑法型立法模式，即把业务型商业贿赂犯罪分散规定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法律中的刑法规范（即附属刑法）之中，而很少甚至根本不体现在刑法典中。如日本刑法典中仅规定了公务型贿赂而未对业务型贿赂作出任何规定，但《日本商法典》第494条规定，公司的特定人员接受有关公司事务的不正当请托，收受、索取或者约定收受财产上的利益的，处5年以下惩役或者500万日元以下的罚金。此外，《不当赠品及不当表示防止法》和《不公正的交易方法》也对业务型贿赂规定了刑事罚则。
我国现行刑法将商业贿赂（公务型贿赂与业务型贿赂）犯罪集中规定于刑法典中，其中，业务型贿赂所涉及的条文包括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三节及第四节的第163、164及184条，公务型贿赂涉及的条文包括刑法分则第八章第385条至393条。有学者认为我国对商业贿赂的立法模式属于法典型与附属型的混合模式，理由是除了在刑法典中规定了商业贿赂犯罪之外，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2条也规定：“经营者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这一观点是存在疑问的--附属刑法，在独立于刑法典之外而存在的刑事责任条款，但作为这一观点论据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的相关条款并不具备附属刑法的实质特征--独立的刑事责任条款，而与日本的附属型立法模式下在刑法典之外的法律中直接规定刑事责任的具体内容根本不同。因此，应认为，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模式属于法典型的立法模式。过于集中的立法模式虽然满足了刑法稳定性的要求，但在我国加快推进市场经济建设及商业活动的形式与内容不断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又难免凸显出法典型立法应对现实情况的滞后及吸取附属刑法立法模式合理因素的必要性。
三、我国现行商业贿赂犯罪立法存在的不足
首先，从我国打击商业贿赂的立法沿革来看，对商业贿赂行为的法律规制经历了由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向刑事责任的转变，即199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首次规定了在商业活动中经营者的贿赂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责任；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96年11月15日发布了《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一次比较明确地界定了商业贿赂的概念；现行刑法则在分则第三章第三节以第163条、164条两个条文对业务型贿赂进行刑事制裁。商业贿赂犯罪立法已有15个年头，期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及商业活动的蓬勃发展，商业贿赂也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幽灵，其危害作用愈加明显；同时，理论界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对商业贿赂的概念、现行立法存在的不足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提出了完善的建议，[3]但我国的商业贿赂犯罪立法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立法简单、粗疏的先天不足，之后虽经刑法修正案予以修正，但也只是在《刑法修正案（六）》中扩大了主体的范围，在之前公司、企业人员的基础上增加了“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并由“两高”对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的办理进行解释，从总体上而言，现行立法（刑法典及修正案）并未很好地、系统地反映近年来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研究成果，比如，对商业贿赂犯罪的概念及构成要件各要素的界定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本解决，在刑事立法本身较为粗疏的情况下，仅仅靠通过出台司法解释来查漏补缺可能很难达到目的。
其次，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对商业贿赂犯罪虽在法典中相对集中地予以规定，但相对于美国纽约州以《商业贿赂法》的单行法形式对商业贿赂行为专门作出规定、《日本商法典》等相关法律规范中设置刑事责任条款而形成众多的附属刑法规范相比，我国现行商业贿赂立法特别是对存在于公司、企业及其他单位之间的业务型贿赂行为仅仅规定了刑法第163条、164条两个条文、两个罪名（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且规定的内容大而化之、较为粗疏。在目前业务型商业贿赂犯罪情况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依据刑法典中寥寥数个条文加以规制，则只能将形式多样的商业贿赂行为归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两个罪名之中。“这种做法将个罪的范围界定得过于宽泛，难以准确反映每个行业的特点，在罪状上无法做到完备地描述”，[4]同时，商业活动的领域广泛、形式多样、部门众多、专业性强，商业活动中的经营者往往并不直接通过刑事法律规范来获知其行为的后果，而主要地是通过其商业活动相关的民商事法律规范、通过民商事法律规范中的附属刑事责任条款来了解其行为的刑法意义，而正因为刑事责任条款存在于不同的民商事法律规范之中，该民商事法律规范往往对可能导致刑事责任的行为特征作出了具体而细致的描述，这就大大降低了刑法典对不同类型的商业贿赂行为进行立法规制的难度，同时，也有利于发挥附属刑事法律规范的威慑力--“有的犯罪发生于特定领域，涉及特定行业的人群，他们更关心的、更容易接触到是调整自己特定职业领域的法律关系的法律，如公司法、教师法、医师法等。相反，刑法典的规定对这些人群而言则较为疏远。因此，在相应的部门法中设置罪刑规范更有针对性，更能有效发挥刑法的功能”。[5]如日本就将业务型的商业贿赂行为分散规定于《日本商法典》等法律规范之中。
再次，我国现行刑法中的商业贿赂类型如前所述，可以大致分为公务型贿赂与业务型贿赂，公务型贿赂涉及的条文为刑法分则第八章第385条至393条，而业务型贿赂涉及的条文仅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三节、第四节第163条、164条及184条。仅仅从条文数量上来看，即可以直观地反映出我国现行立法对公务型贿赂的重视及业务型贿赂立法的相对薄弱。公务型贿赂在刑事立法中成为刑事制裁重点，是否就意味着业务型贿赂犯罪的行为结构相对简单而不必耗费过多的立法资源呢？现实情况恰恰相反。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贿赂犯罪呈现出行为方式越来越隐蔽、越来越复杂，并随着跨国贸易的增多，商业贿赂的对象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内的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甚至包括了对外国国家公职人员进行贿赂。商业贿赂行为的愈加复杂与多样，与业务型贿赂犯罪在现行刑法体系中的次要地位是不相适应的，需要刑事立法对社会现状作出积极的回应，以完善我国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有学者还指出：在我国已经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情况下，应考虑将该公约第8条所规定的“影响力交易行为”纳入我国反商业贿赂的立法体系。[6]
又次，与国外商业贿赂的相关立法相比，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范围仍较为狭窄，不能适应严厉打击商业贿赂行为的司法与现实需要。如美国《模范刑法典》所规定的商业贿赂的主体包括：（1）他人的合伙人、代理人或者雇员；（2）受信托人、监护人或者其他委托人；（3）律师、医生、会计、评估人、其他职业顾问或者其他资料提供人；（4）法人或者非法人团体的主管人员、董事、经理或者其他参与管理事务的人；（5）仲裁人或者其他代表公正的裁决人或者审断人。[7]该法典所规定的主体范围较广，不仅包括了我国刑法中的公司、企业人员，还包括如律师、医生、会计等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法国刑法典规定商业贿赂的主体包括任何职员办事员雇员以及以任何形式领取工资的人，立法更为概括、简练，但所涵盖的范围更加广泛。《芬兰刑法》则规定商业贿赂的主体包括作为公司或者基金会的管理机构或者董事会的成员、常务董事、审计员或者司库或者在代表商业机构履行某项职责的人，其所规定的主体范围亦较我国立法更为宽泛。对比而言，我国现行《刑法》虽然经《刑法修正案（六）》增加了“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但一方面主体范围仍然狭窄，例如，如何处理律师、医生、教师或者裁判等的受贿行为？另一方面，如何界定“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又成为摆在理论界与司法实践面前无法回避的难题。
第五，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也对贿赂外国公务员的行为予以规制。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OECD）在1997年制订了《禁止在国际商业交易中贿赂外国公职人员公约》，强调成员国在国际商业交易活动中均承担反贿赂的责任。[8]国际商会于1999年修订的《打击国际商业交易中的勒索和贿赂的行为准则》则强调了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及企业共同采取行为以实现国际贸易领域更加透明的目标。[9]我国于2005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21条也明确规定了商业贿赂犯罪。此外，美国于1977年制订了《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简称FCPA），之后历经三次修订，适用对象的范围不仅包括了向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的本国公民和经济组织，之后还扩大到对外国企业和公民在美国境内实施的行贿行为。考虑到仅靠美国单方面治理海外商业贿赂，制裁本国企业或向本国人员行贿的外国企业，不仅不利于保护美国企业，美国国会自1988年起，积极寻求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合作，推动美国的主要商业贸易伙伴实施类似的“反海外腐败法”。经过长期努力，美国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共同签订了《国际商业交易活动反对行贿外国公职人员公约》，积极推进全球性的反海外商业贿赂进程。[10]虽然我国早在2005年即已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但反观我国的反商业贿赂立法，并未将该公约的相关内容转化为国内立法，对海外贿赂行为的立法规制仍付之阙如。这一方面与国际社会协作打击跨国商业贿赂行为的趋势相悖，另一方面，也使得现行立法无法对我国的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人员在跨国商业活动中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组织人员的行为进行法律规制。
第六，在对商业贿赂犯罪的法定刑设置上，如美国、芬兰、德国、俄罗斯、法国等国，均在处自由刑的同时规定了财产刑（罚金或没收财产），体现了对财产刑的重视，这也正是对商业贿赂犯罪属贪利型犯罪的直接回应，正是通过广泛地规定财产刑，使得商业贿赂犯罪的行为人获取利益的目的落空，使贿赂犯罪变得无利可图，同时剥夺犯罪分子再次实施犯罪的经济条件，以获得较好的预防及惩戒效果。正如贝卡利亚在其名着《论犯罪与刑罚》第三十章“盗窃”中所言：“对那些大发他人之财的人应该剥夺他们的部分财产”。反观我国现行的贿赂犯罪立法，《刑法》第163条、164条均以“数额较大”和“数额巨大”为区分，例如《刑法》第163条规定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第164条对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在“数额巨大”的情况下，可以并科财产刑（罚金或没收财产），但在“数额较大”的情况下，仅科以自由刑，而并不附加任何财产刑，似与“重财产刑、轻自由刑”的趋不相符合。
同时，在公务型贿赂犯罪的法定刑中设置了死刑，与国际社会减少、废除死刑的潮流相悖。再从司法实践来看，贿赂犯罪中的死刑往往备而不用，因贿赂犯罪而被判处死刑（包括死缓）的公职人员数量并不多。与其设置死刑起不到威慑与惩戒的立法意图反而授人口实，且因“死刑不引渡”的原则为贪腐官员引渡回国追究其刑事责任造成障碍而被动应对，不如主动对贿赂犯罪的法定刑设置予以调整。
第七，我国现行立法对贿赂的对象往往认定为财物，范围过窄。而目前多数国家的立法规定贿赂犯罪的行为对象不仅限于财物。例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90条第1款规定：“公职人员由于为了行贿人或其代理人的利益而实施属于其职权范围内的行为（不作为），或公职人员由于职务地位能够促成此种行为（不作为），以及利用职务之便进行一般庇护或纵容，因而亲自或通过中间人接受金钱、有价证券、其他财产或财产性质的利益等形式的贿赂的，构成受贿罪。《意大利刑法典》将贿赂犯罪的行为对象规定为钱款或其他利益；《德国刑法典》、《奥地利联邦共和国刑法典》也将其规定为利益或财产性利益。新加坡《预防腐败法》对于贿赂犯罪行为对象--报酬的规定则更为详细，在其第2条中强调：报酬包括金钱，或者任何礼物、贷款、费用、酬金、佣金、有价证券或者其他财产或者任何形式的财产性利益，不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任何职位、就业或合同；任何贷款、合同债务或其他债务的部分或者全部支付、免除、清偿或者清算；任何其他服务、好处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利益，包括提供保护使之免受任何刑罚或者被褫夺资格的处分或者逮捕，或者使之免受任何纪律或者刑事性质的诉讼或者控告，不论这种诉讼或者控告是否已经进行，还包括行使或放弃行使某种权利、职权或者职责。[11]《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也将贿赂犯罪的行为对象界定为不应当获得的利益或任何不正当的利益。
四、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哈尔滨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令
第82号
《哈尔滨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已经2002年4月18日市人民政府第100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市 长 石忠信
二○○二年四月十八日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维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建设项目的顺利进行，根据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和《黑龙江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城市规划区国有土地上实施房屋拆迁，并需要对被拆迁人补偿的，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城市房屋拆迁必须符合城市规划，有利于城市旧城区改造和生态环境改善，保护文物古迹。
第四条本办法所称拆迁人是指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单位。
本办法所称被拆迁人是指具有被拆迁房屋所有权证的单位和个人。本办法所称承租人是指与被拆迁人具有合法租赁关系的单位和个人。
第五条拆迁人应当依照本办法规定，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被拆迁人应当在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
第六条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对全市城市房屋拆迁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县（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对辖区内城市房屋拆迁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市、县（市）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配合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做好房屋拆迁管理工作。
第二章拆迁管理
第七条拆迁房屋的单位取得建设用地批准文件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拆迁范围图后，可向市、县（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以下简称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申请发布拆迁通告。自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发布拆迁通告之日起，在拆迁范围内，暂停进行下列活动：
（一）新建、扩建、改建房屋；
（二）改变房屋和土地用途；
（三）租赁房屋。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就前款所列事项，书面通知有关部门暂停办理相关手续。暂停办理的书面通知应当载明暂停期限。暂停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年；拆迁人需要延长暂停期限的，必须经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批准，延长暂停期限不得超过1年。
第八条拆迁房屋的单位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后，方可实施拆迁。
第九条申请领取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应当向房屋所在地的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提交下列资料：
（一）建设项目批准文件；
（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三）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
（四）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拆迁范围图；
（五）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指定的金融机构出具的拆迁补偿资金证明；
（六）被拆迁房屋评估资料；
（七）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对申请事项进行审查；经审查，对符合条件的，颁发房屋拆迁许可证。
第十条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在发放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同时，应当将房屋拆迁许可证中载明的拆迁人、拆迁范围、拆迁期限等事项，以房屋拆迁公告的形式予以公告。
拆迁公告发布前，已发生房屋转让并申请登记，或者已经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建设尚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由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在当事人申请后7日内出具认定书。
第十一条拆迁单位应当取得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房屋拆迁资格证书，接受拆迁人委托，对被拆迁人进行拆迁动员，组织签订和实施补偿协议，组织拆除房屋及其附属物。拆迁人委托拆迁单位实施拆迁，应当出具委托书，双方订立拆迁委托合同。拆迁人应当自拆迁委托合同订立之日起15日内，将拆迁委托合同报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备案。被委托的拆迁单位不得转让拆迁业务。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不得作为拆迁人，不得接受拆迁委托。
第十二条从事拆迁工作的人员应当经过法律、业务知识培训考核，考核合格取得上岗证书后，方可从事拆迁工作。从事拆迁的工作人员实施拆迁时，应当持证上岗。
第十三条实施拆除房屋的单位应当具备相应的拆除企业资质等级，并按照规定的拆迁期限，拆除拆迁范围内的房屋，清净旧料、残土。拆除房屋的承发包实行招投标制度。
第十四条拆迁人应当在房屋拆迁许可证确定的拆迁范围和拆迁期限内，实施房屋拆迁。拆迁完成后，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验收。需要延长拆迁期限的，拆迁人应当在拆迁期限届满15日前，向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提出延期拆迁申请；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延期拆迁申请之日起10日内给予答复。
第十五条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就拆迁补偿等事宜签订书面协议。
拆迁租赁房屋的，拆迁人应当与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订立拆迁补偿协议。公有住宅房屋承租人死亡的，由同一户籍共同居住人推选一名代表作为承租人负责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等事宜。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代管的房屋需要拆迁的，拆迁补偿协议必须经公证机关公证，并办理证据保全。
第十六条货币补偿协议应当载明：
（一）被拆除房屋的建筑面积；
（二）货币补偿金额；
（三）付款方式、期限；
（四）搬迁期限；
（五）违约责任；
（六）当事人约定的其他事项。产权调换补偿协议，除应当载明本条前款（一）、（二）、（四）、（五）、（六）项内容外，还应当载明产权调换房屋的价值金额、面积、地点、楼层、进户时间、结清差价的方式、期限等内容。拆迁补偿协议的参照文本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制订，供拆迁当事人使用。
第十七条拆迁补偿协议订立后，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搬迁期限内拒绝搬迁的，拆迁人可以依法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诉讼期间，拆迁人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先予执行。
第十八条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裁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以自裁决书送达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拆迁人依照本办法规定已对被拆迁人给予货币补偿或者提供产权调换用房、周转用房的，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
第十九条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由市、县（市）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实施强制拆迁，或者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实施强制拆迁前，拆迁人应当就被拆除房屋的有关事项，向公证机关办理证据保全。
第二十条拆迁人以及有关单位在约定或者裁决的搬迁期限内，不得对未搬迁的被拆迁人或者房屋使用人停止供水、供电、供气、供热，不得拆除未搬迁的被拆迁人的房屋。拆迁人不得向被拆迁人非法收取各种费用，不得为其他单位代收、代扣各种费用。
第二十一条被拆迁人在搬迁前，应当结清水、电、气、热费以及房租费等，并应当及时向拆迁人提供与拆迁有关的证件、批件和资料。
第二十二条尚未完成拆迁补偿的建设项目转让，应当经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同意，原拆迁补偿协议中有关权利、义务随之转让给受让人。项目转让人和受让人应当书面通知被拆迁人，并自转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予以公告。
第二十三条拆迁人实施房屋拆迁的补偿资金应当足额存储，全部用于房屋拆迁补偿，不得挪作他用。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对拆迁补偿资金的存储和使用进行监督。
第二十四条拆迁中涉及军事设施、教堂、寺庙、文物古迹以及保护建筑和保护街区房屋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五条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拆迁档案管理制度，加强对拆迁档案资料的管理。
第二十六条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费，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收取。
第三章拆迁补偿
第二十七条拆迁补偿的方式可以实行货币补偿，也可以实行房屋产权调换。除本办法第三十四条二款、第三十五条规定外，被拆迁人可以选择拆迁补偿方式。
第二十八条货币补偿是指根据被拆迁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因素，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确定补偿金额，由拆迁人以货币偿还给被拆迁人的一种补偿方式。房屋产权调换是指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依照本办法的规定，计算被拆迁房屋的补偿金额，并与所调换房屋的价格结清产权调换的差价，由拆迁人以房屋偿还给被拆迁人的一种补偿方式。
所调换房屋的价格按照《黑龙江省城市房屋拆迁补偿估价管理办法（暂行）》确定。
第二十九条违章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补偿，并在拆迁期限内自行拆除。逾期不拆除的，由拆迁人拆除，以料抵工。
第三十条拆迁补偿按照被拆迁房屋的建筑面积计算。被拆迁房屋建筑面积以房屋所有权证或者租赁使用证标明的为准。租赁使用证未标明建筑面积的，有条件测量的，以实际测量的面积为准；没有条件测量的，以标明的使用面积按照规定的系数换算为建筑面积。换算系数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确定。
第三十一条货币补偿金额，由拆迁人委托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定的具有拆迁评估资质，并在本市注册的评估机构评估确定，评估时点以房屋拆迁许可证批准的拆迁起始之日为准。货币补偿金额由原房补偿金额和区位补偿金额构成。货币补偿评估的具体办法另行规定。
第三十二条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拆迁当事人应当在评估价格公示截止之日起5日内向拆迁所在地房地产估价技术鉴定委员会申请鉴定。评估结果以鉴定结论为准。
第三十三条拆迁特困户和已丧失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的残疾人的房屋，应当给予照顾。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第三十四条拆迁租赁房屋，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解除租赁关系的，或者被拆迁人对房屋承租人进行安置的，拆迁人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对解除租赁关系达不成协议的，拆迁人应当对被拆迁人实行房屋产权调换。产权调换的房屋由原房屋承租人承租，被拆迁人应当与原房屋承租人重新订立房屋租赁合同。拆迁直管公有住宅房屋，按照本办法规定计算货币补偿金额后，经被拆迁人同意，可以将原房屋补偿金额部分支付给被拆迁人，将区位补偿金额部分支付给房屋承租人。拆迁单位自管的公有住宅房屋，可以参照本条第三款规定处理。
第三十五条被拆迁房屋有下列情况的，适用于房屋产权调换：
（一）被拆迁人房屋产权不清、产籍不明或者房产有纠纷的；
（二）被拆迁房屋的共有产权人对货币补偿达不成一致意见的；
（三）被拆迁房屋涉及产权或者使用权纠纷经人民法院判决已生效尚未执行的。
第三十六条实行货币补偿的，拆迁人应当在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并搬迁验收后7日内，将拆迁补偿款以被拆迁人的名义开具银行存款单。拆迁人给予被拆迁人的货币补偿款或者产权调换房屋归被拆迁人所有。拆迁人按照本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三款、第四款规定给予住宅房屋承租人的货币补偿款归房屋承租人及其共同居住人共有。
第三十七条拆迁产权不明确的房屋，拆迁人应当提出补偿方案，报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后实施拆迁。拆迁前，拆迁人应当就被拆迁房屋的有关事项向公证机关办理证据保全。
第三十八条拆迁设有抵押权的房屋，依照国家有关担保的法律执行。
第三十九条拆迁人应当对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支付搬迁补助费。拆迁人对实行产权调换在过渡期限内自行临迁的被拆迁人或者公有房屋承租人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搬迁补助费标准和临时安置补助费标准，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提出，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
第四十条因拆迁非住宅房屋造成停产、停业的，拆迁人应当以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上年度月平均应纳税所得额和向劳动保险部门交纳劳动保险统筹基金确定的职工人数、人均工资标准为准给予损失补助。对从事房产租赁经营的所有人，按向房产管理部门登记的租赁合同确定的租赁价格为准给予损失补助。对实行货币补偿的被拆迁人给予一个月损失补助；对实行产权调换在过渡期间无法生产、经营的被拆迁人按月给予损失补助。对被拆迁房屋承租人给予一个月损失补助。
第四章罚则
第四十一条对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按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未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擅自拆迁的，责令停止拆迁，给予警告，并处已经拆迁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2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
（二）拆迁人委托不具有拆迁资质的单位实施拆迁的，责令停止拆迁，给予警告，可以并处拆迁补偿资金3％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房屋拆迁许可证；
（三）被委托的拆迁单位转让拆迁业务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合同约定的拆迁服务费25％以上50％以下的罚款；
（四）从事拆迁的工作人员没有取得上岗证上岗的，责令停止拆迁，并分别处以拆迁单位主管领导和责任人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取消拆迁资格；
（五）不具有拆除资格的单位实施拆除的，责令停止拆除，并对拆迁单位和房屋拆除单位分别处以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六）拆迁人未按房屋拆迁许可证确定的拆迁范围实施房屋拆迁或者擅自延长拆迁期限的，责令停止拆迁，给予警告，并处拆迁补偿资金3％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房屋拆迁许可证；
（七）拆迁人或者有关单位在约定或者裁决的搬迁期限内，对未搬迁的被拆迁人停止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的或者拆除未搬迁的被拆迁人的房屋的，对拆迁人或者责任单位处以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
（八）委托未经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定的估价机构估价的，对拆迁人处以拆迁补偿资金1％以上3％以下罚款；对估价机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额1倍罚款；
（九）估价机构显失公正，或者有营私舞弊、弄虚作假行为的，没收估价所得，并处估价所得额1倍罚款。有本条前款第（八）、（九）项规定的违法行为的，估价结果无效，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估价机构的资质证书。
第四十二条拆迁人违反本办法的规定，以欺骗手段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吊销房屋拆迁许可证，并处拆迁补偿资金1％以上3％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违反本办法规定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违反本办法规定核发房屋拆迁许可证以及其他批准文件的，核发房屋拆迁许可证以及其他批准文件后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或者对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四十六条罚款使用的票据和罚没的处理，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章附则
第四十七条因保护建筑保护需要或者按照规划要求改变房屋用途，只搬迁不拆除原建筑物的，依据本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八条本办法施行前已经被批准的房屋拆迁按原拆迁时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九条在城市规划区外国有土地上实施房屋拆迁的，可以参照本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五十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市人民政府2000年7月14日发布、2001年8月7日修订的《哈尔滨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199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首次规定了在商业活动中经营者的贿赂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责任，开始对商业贿赂违法行为进行法律规制。随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96年11月15日发布了《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一次比较明确地界定了商业贿赂的概念。该《规定》第2条指出：商业贿赂是指经营者为销售或购买商品而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行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确立及商业交往的频繁，商业贿赂行为的触角也深入到商业活动的各个环节，对公平、开放、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造成冲击与破坏。因此，现行刑法将商业贿赂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但同时并未规定商业贿赂的单一罪名而是分散规定于刑法第三章第三节、第四节、第八章等章节中--商业贿赂犯罪并非刑事立法意义上的术语。
理论上，商业贿赂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说以贿赂行为发生的领域为标准，认为凡是发生在商业活动领域的贿赂行为均为商业贿赂。[1]--当然包括以国家工作人员为主体的公务型贿赂犯罪及以非国家工作人员为主体的业务型贿赂犯罪。狭义说以贿赂行为的主体为标准，认为所谓商业贿赂仅指上述业务型贿赂，而不包括公务型贿赂。狭义说将着眼点放在贿赂行为对公平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而广义说更兼顾了在商业活动中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保护。但是，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在商业活动中所发挥作用的现实、社会政策及司法实践来看，将国家工作人员为主体的公务型贿赂排除在商业贿赂的视野之外是不科学的。[2]
根据我国商业贿赂的相关法律规范及司法实践，商业贿赂犯罪是指在作为市场主体的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之间及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与政府之间，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为获得交易机会而违反公平竞争原则，给予对方非法利益，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二、我国现行立法中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模式
目前世界各国对狭义的商业贿赂行为即业务型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模式，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法典型立法模式，即把业务型商业贿赂犯罪集中规定在刑法典之中。如美国纽约州的《商业贿赂法》、挪威的《一般公民刑法典》及《芬兰刑法典》均以法典或单行法的形式规定了商业贿赂犯罪。其二是附属刑法型立法模式，即把业务型商业贿赂犯罪分散规定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法律中的刑法规范（即附属刑法）之中，而很少甚至根本不体现在刑法典中。如日本刑法典中仅规定了公务型贿赂而未对业务型贿赂作出任何规定，但《日本商法典》第494条规定，公司的特定人员接受有关公司事务的不正当请托，收受、索取或者约定收受财产上的利益的，处5年以下惩役或者500万日元以下的罚金。此外，《不当赠品及不当表示防止法》和《不公正的交易方法》也对业务型贿赂规定了刑事罚则。
我国现行刑法将商业贿赂（公务型贿赂与业务型贿赂）犯罪集中规定于刑法典中，其中，业务型贿赂所涉及的条文包括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三节及第四节的第163、164及184条，公务型贿赂涉及的条文包括刑法分则第八章第385条至393条。有学者认为我国对商业贿赂的立法模式属于法典型与附属型的混合模式，理由是除了在刑法典中规定了商业贿赂犯罪之外，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2条也规定：“经营者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这一观点是存在疑问的--附属刑法，在独立于刑法典之外而存在的刑事责任条款，但作为这一观点论据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的相关条款并不具备附属刑法的实质特征--独立的刑事责任条款，而与日本的附属型立法模式下在刑法典之外的法律中直接规定刑事责任的具体内容根本不同。因此，应认为，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模式属于法典型的立法模式。过于集中的立法模式虽然满足了刑法稳定性的要求，但在我国加快推进市场经济建设及商业活动的形式与内容不断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又难免凸显出法典型立法应对现实情况的滞后及吸取附属刑法立法模式合理因素的必要性。
三、我国现行商业贿赂犯罪立法存在的不足
首先，从我国打击商业贿赂的立法沿革来看，对商业贿赂行为的法律规制经历了由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向刑事责任的转变，即199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首次规定了在商业活动中经营者的贿赂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责任；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96年11月15日发布了《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一次比较明确地界定了商业贿赂的概念；现行刑法则在分则第三章第三节以第163条、164条两个条文对业务型贿赂进行刑事制裁。商业贿赂犯罪立法已有15个年头，期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及商业活动的蓬勃发展，商业贿赂也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幽灵，其危害作用愈加明显；同时，理论界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对商业贿赂的概念、现行立法存在的不足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提出了完善的建议，[3]但我国的商业贿赂犯罪立法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立法简单、粗疏的先天不足，之后虽经刑法修正案予以修正，但也只是在《刑法修正案（六）》中扩大了主体的范围，在之前公司、企业人员的基础上增加了“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并由“两高”对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的办理进行解释，从总体上而言，现行立法（刑法典及修正案）并未很好地、系统地反映近年来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研究成果，比如，对商业贿赂犯罪的概念及构成要件各要素的界定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本解决，在刑事立法本身较为粗疏的情况下，仅仅靠通过出台司法解释来查漏补缺可能很难达到目的。
其次，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对商业贿赂犯罪虽在法典中相对集中地予以规定，但相对于美国纽约州以《商业贿赂法》的单行法形式对商业贿赂行为专门作出规定、《日本商法典》等相关法律规范中设置刑事责任条款而形成众多的附属刑法规范相比，我国现行商业贿赂立法特别是对存在于公司、企业及其他单位之间的业务型贿赂行为仅仅规定了刑法第163条、164条两个条文、两个罪名（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且规定的内容大而化之、较为粗疏。在目前业务型商业贿赂犯罪情况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依据刑法典中寥寥数个条文加以规制，则只能将形式多样的商业贿赂行为归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两个罪名之中。“这种做法将个罪的范围界定得过于宽泛，难以准确反映每个行业的特点，在罪状上无法做到完备地描述”，[4]同时，商业活动的领域广泛、形式多样、部门众多、专业性强，商业活动中的经营者往往并不直接通过刑事法律规范来获知其行为的后果，而主要地是通过其商业活动相关的民商事法律规范、通过民商事法律规范中的附属刑事责任条款来了解其行为的刑法意义，而正因为刑事责任条款存在于不同的民商事法律规范之中，该民商事法律规范往往对可能导致刑事责任的行为特征作出了具体而细致的描述，这就大大降低了刑法典对不同类型的商业贿赂行为进行立法规制的难度，同时，也有利于发挥附属刑事法律规范的威慑力--“有的犯罪发生于特定领域，涉及特定行业的人群，他们更关心的、更容易接触到是调整自己特定职业领域的法律关系的法律，如公司法、教师法、医师法等。相反，刑法典的规定对这些人群而言则较为疏远。因此，在相应的部门法中设置罪刑规范更有针对性，更能有效发挥刑法的功能”。[5]如日本就将业务型的商业贿赂行为分散规定于《日本商法典》等法律规范之中。
再次，我国现行刑法中的商业贿赂类型如前所述，可以大致分为公务型贿赂与业务型贿赂，公务型贿赂涉及的条文为刑法分则第八章第385条至393条，而业务型贿赂涉及的条文仅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三节、第四节第163条、164条及184条。仅仅从条文数量上来看，即可以直观地反映出我国现行立法对公务型贿赂的重视及业务型贿赂立法的相对薄弱。公务型贿赂在刑事立法中成为刑事制裁重点，是否就意味着业务型贿赂犯罪的行为结构相对简单而不必耗费过多的立法资源呢？现实情况恰恰相反。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贿赂犯罪呈现出行为方式越来越隐蔽、越来越复杂，并随着跨国贸易的增多，商业贿赂的对象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内的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甚至包括了对外国国家公职人员进行贿赂。商业贿赂行为的愈加复杂与多样，与业务型贿赂犯罪在现行刑法体系中的次要地位是不相适应的，需要刑事立法对社会现状作出积极的回应，以完善我国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有学者还指出：在我国已经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情况下，应考虑将该公约第8条所规定的“影响力交易行为”纳入我国反商业贿赂的立法体系。[6]
又次，与国外商业贿赂的相关立法相比，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范围仍较为狭窄，不能适应严厉打击商业贿赂行为的司法与现实需要。如美国《模范刑法典》所规定的商业贿赂的主体包括：（1）他人的合伙人、代理人或者雇员；（2）受信托人、监护人或者其他委托人；（3）律师、医生、会计、评估人、其他职业顾问或者其他资料提供人；（4）法人或者非法人团体的主管人员、董事、经理或者其他参与管理事务的人；（5）仲裁人或者其他代表公正的裁决人或者审断人。[7]该法典所规定的主体范围较广，不仅包括了我国刑法中的公司、企业人员，还包括如律师、医生、会计等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法国刑法典规定商业贿赂的主体包括任何职员办事员雇员以及以任何形式领取工资的人，立法更为概括、简练，但所涵盖的范围更加广泛。《芬兰刑法》则规定商业贿赂的主体包括作为公司或者基金会的管理机构或者董事会的成员、常务董事、审计员或者司库或者在代表商业机构履行某项职责的人，其所规定的主体范围亦较我国立法更为宽泛。对比而言，我国现行《刑法》虽然经《刑法修正案（六）》增加了“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但一方面主体范围仍然狭窄，例如，如何处理律师、医生、教师或者裁判等的受贿行为？另一方面，如何界定“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又成为摆在理论界与司法实践面前无法回避的难题。
第五，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也对贿赂外国公务员的行为予以规制。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OECD）在1997年制订了《禁止在国际商业交易中贿赂外国公职人员公约》，强调成员国在国际商业交易活动中均承担反贿赂的责任。[8]国际商会于1999年修订的《打击国际商业交易中的勒索和贿赂的行为准则》则强调了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及企业共同采取行为以实现国际贸易领域更加透明的目标。[9]我国于2005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21条也明确规定了商业贿赂犯罪。此外，美国于1977年制订了《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简称FCPA），之后历经三次修订，适用对象的范围不仅包括了向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的本国公民和经济组织，之后还扩大到对外国企业和公民在美国境内实施的行贿行为。考虑到仅靠美国单方面治理海外商业贿赂，制裁本国企业或向本国人员行贿的外国企业，不仅不利于保护美国企业，美国国会自1988年起，积极寻求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合作，推动美国的主要商业贸易伙伴实施类似的“反海外腐败法”。经过长期努力，美国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共同签订了《国际商业交易活动反对行贿外国公职人员公约》，积极推进全球性的反海外商业贿赂进程。[10]虽然我国早在2005年即已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但反观我国的反商业贿赂立法，并未将该公约的相关内容转化为国内立法，对海外贿赂行为的立法规制仍付之阙如。这一方面与国际社会协作打击跨国商业贿赂行为的趋势相悖，另一方面，也使得现行立法无法对我国的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人员在跨国商业活动中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组织人员的行为进行法律规制。
第六，在对商业贿赂犯罪的法定刑设置上，如美国、芬兰、德国、俄罗斯、法国等国，均在处自由刑的同时规定了财产刑（罚金或没收财产），体现了对财产刑的重视，这也正是对商业贿赂犯罪属贪利型犯罪的直接回应，正是通过广泛地规定财产刑，使得商业贿赂犯罪的行为人获取利益的目的落空，使贿赂犯罪变得无利可图，同时剥夺犯罪分子再次实施犯罪的经济条件，以获得较好的预防及惩戒效果。正如贝卡利亚在其名着《论犯罪与刑罚》第三十章“盗窃”中所言：“对那些大发他人之财的人应该剥夺他们的部分财产”。反观我国现行的贿赂犯罪立法，《刑法》第163条、164条均以“数额较大”和“数额巨大”为区分，例如《刑法》第163条规定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第164条对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在“数额巨大”的情况下，可以并科财产刑（罚金或没收财产），但在“数额较大”的情况下，仅科以自由刑，而并不附加任何财产刑，似与“重财产刑、轻自由刑”的趋不相符合。
同时，在公务型贿赂犯罪的法定刑中设置了死刑，与国际社会减少、废除死刑的潮流相悖。再从司法实践来看，贿赂犯罪中的死刑往往备而不用，因贿赂犯罪而被判处死刑（包括死缓）的公职人员数量并不多。与其设置死刑起不到威慑与惩戒的立法意图反而授人口实，且因“死刑不引渡”的原则为贪腐官员引渡回国追究其刑事责任造成障碍而被动应对，不如主动对贿赂犯罪的法定刑设置予以调整。
第七，我国现行立法对贿赂的对象往往认定为财物，范围过窄。而目前多数国家的立法规定贿赂犯罪的行为对象不仅限于财物。例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90条第1款规定：“公职人员由于为了行贿人或其代理人的利益而实施属于其职权范围内的行为（不作为），或公职人员由于职务地位能够促成此种行为（不作为），以及利用职务之便进行一般庇护或纵容，因而亲自或通过中间人接受金钱、有价证券、其他财产或财产性质的利益等形式的贿赂的，构成受贿罪。《意大利刑法典》将贿赂犯罪的行为对象规定为钱款或其他利益；《德国刑法典》、《奥地利联邦共和国刑法典》也将其规定为利益或财产性利益。新加坡《预防腐败法》对于贿赂犯罪行为对象--报酬的规定则更为详细，在其第2条中强调：报酬包括金钱，或者任何礼物、贷款、费用、酬金、佣金、有价证券或者其他财产或者任何形式的财产性利益，不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任何职位、就业或合同；任何贷款、合同债务或其他债务的部分或者全部支付、免除、清偿或者清算；任何其他服务、好处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利益，包括提供保护使之免受任何刑罚或者被褫夺资格的处分或者逮捕，或者使之免受任何纪律或者刑事性质的诉讼或者控告，不论这种诉讼或者控告是否已经进行，还包括行使或放弃行使某种权利、职权或者职责。[11]《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也将贿赂犯罪的行为对象界定为不应当获得的利益或任何不正当的利益。
四、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
哈尔滨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2002年)
哈尔滨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令
第82号
《哈尔滨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已经2002年4月18日市人民政府第100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市 长 石忠信
二○○二年四月十八日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维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建设项目的顺利进行，根据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和《黑龙江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城市规划区国有土地上实施房屋拆迁，并需要对被拆迁人补偿的，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城市房屋拆迁必须符合城市规划，有利于城市旧城区改造和生态环境改善，保护文物古迹。
第四条本办法所称拆迁人是指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单位。
本办法所称被拆迁人是指具有被拆迁房屋所有权证的单位和个人。本办法所称承租人是指与被拆迁人具有合法租赁关系的单位和个人。
第五条拆迁人应当依照本办法规定，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被拆迁人应当在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
第六条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对全市城市房屋拆迁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县（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对辖区内城市房屋拆迁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市、县（市）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配合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做好房屋拆迁管理工作。
第二章拆迁管理
第七条拆迁房屋的单位取得建设用地批准文件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拆迁范围图后，可向市、县（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以下简称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申请发布拆迁通告。自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发布拆迁通告之日起，在拆迁范围内，暂停进行下列活动：
（一）新建、扩建、改建房屋；
（二）改变房屋和土地用途；
（三）租赁房屋。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就前款所列事项，书面通知有关部门暂停办理相关手续。暂停办理的书面通知应当载明暂停期限。暂停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年；拆迁人需要延长暂停期限的，必须经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批准，延长暂停期限不得超过1年。
第八条拆迁房屋的单位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后，方可实施拆迁。
第九条申请领取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应当向房屋所在地的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提交下列资料：
（一）建设项目批准文件；
（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三）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
（四）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拆迁范围图；
（五）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指定的金融机构出具的拆迁补偿资金证明；
（六）被拆迁房屋评估资料；
（七）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对申请事项进行审查；经审查，对符合条件的，颁发房屋拆迁许可证。
第十条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在发放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同时，应当将房屋拆迁许可证中载明的拆迁人、拆迁范围、拆迁期限等事项，以房屋拆迁公告的形式予以公告。
拆迁公告发布前，已发生房屋转让并申请登记，或者已经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建设尚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由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在当事人申请后7日内出具认定书。
第十一条拆迁单位应当取得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房屋拆迁资格证书，接受拆迁人委托，对被拆迁人进行拆迁动员，组织签订和实施补偿协议，组织拆除房屋及其附属物。拆迁人委托拆迁单位实施拆迁，应当出具委托书，双方订立拆迁委托合同。拆迁人应当自拆迁委托合同订立之日起15日内，将拆迁委托合同报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备案。被委托的拆迁单位不得转让拆迁业务。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不得作为拆迁人，不得接受拆迁委托。
第十二条从事拆迁工作的人员应当经过法律、业务知识培训考核，考核合格取得上岗证书后，方可从事拆迁工作。从事拆迁的工作人员实施拆迁时，应当持证上岗。
第十三条实施拆除房屋的单位应当具备相应的拆除企业资质等级，并按照规定的拆迁期限，拆除拆迁范围内的房屋，清净旧料、残土。拆除房屋的承发包实行招投标制度。
第十四条拆迁人应当在房屋拆迁许可证确定的拆迁范围和拆迁期限内，实施房屋拆迁。拆迁完成后，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验收。需要延长拆迁期限的，拆迁人应当在拆迁期限届满15日前，向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提出延期拆迁申请；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延期拆迁申请之日起10日内给予答复。
第十五条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就拆迁补偿等事宜签订书面协议。
拆迁租赁房屋的，拆迁人应当与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订立拆迁补偿协议。公有住宅房屋承租人死亡的，由同一户籍共同居住人推选一名代表作为承租人负责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等事宜。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代管的房屋需要拆迁的，拆迁补偿协议必须经公证机关公证，并办理证据保全。
第十六条货币补偿协议应当载明：
（一）被拆除房屋的建筑面积；
（二）货币补偿金额；
（三）付款方式、期限；
（四）搬迁期限；
（五）违约责任；
（六）当事人约定的其他事项。产权调换补偿协议，除应当载明本条前款（一）、（二）、（四）、（五）、（六）项内容外，还应当载明产权调换房屋的价值金额、面积、地点、楼层、进户时间、结清差价的方式、期限等内容。拆迁补偿协议的参照文本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制订，供拆迁当事人使用。
第十七条拆迁补偿协议订立后，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搬迁期限内拒绝搬迁的，拆迁人可以依法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诉讼期间，拆迁人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先予执行。
第十八条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裁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以自裁决书送达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拆迁人依照本办法规定已对被拆迁人给予货币补偿或者提供产权调换用房、周转用房的，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
第十九条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由市、县（市）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实施强制拆迁，或者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实施强制拆迁前，拆迁人应当就被拆除房屋的有关事项，向公证机关办理证据保全。
第二十条拆迁人以及有关单位在约定或者裁决的搬迁期限内，不得对未搬迁的被拆迁人或者房屋使用人停止供水、供电、供气、供热，不得拆除未搬迁的被拆迁人的房屋。拆迁人不得向被拆迁人非法收取各种费用，不得为其他单位代收、代扣各种费用。
第二十一条被拆迁人在搬迁前，应当结清水、电、气、热费以及房租费等，并应当及时向拆迁人提供与拆迁有关的证件、批件和资料。
第二十二条尚未完成拆迁补偿的建设项目转让，应当经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同意，原拆迁补偿协议中有关权利、义务随之转让给受让人。项目转让人和受让人应当书面通知被拆迁人，并自转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予以公告。
第二十三条拆迁人实施房屋拆迁的补偿资金应当足额存储，全部用于房屋拆迁补偿，不得挪作他用。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对拆迁补偿资金的存储和使用进行监督。
第二十四条拆迁中涉及军事设施、教堂、寺庙、文物古迹以及保护建筑和保护街区房屋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五条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拆迁档案管理制度，加强对拆迁档案资料的管理。
第二十六条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费，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收取。
第三章拆迁补偿
第二十七条拆迁补偿的方式可以实行货币补偿，也可以实行房屋产权调换。除本办法第三十四条二款、第三十五条规定外，被拆迁人可以选择拆迁补偿方式。
第二十八条货币补偿是指根据被拆迁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因素，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确定补偿金额，由拆迁人以货币偿还给被拆迁人的一种补偿方式。房屋产权调换是指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依照本办法的规定，计算被拆迁房屋的补偿金额，并与所调换房屋的价格结清产权调换的差价，由拆迁人以房屋偿还给被拆迁人的一种补偿方式。
所调换房屋的价格按照《黑龙江省城市房屋拆迁补偿估价管理办法（暂行）》确定。
第二十九条违章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补偿，并在拆迁期限内自行拆除。逾期不拆除的，由拆迁人拆除，以料抵工。
第三十条拆迁补偿按照被拆迁房屋的建筑面积计算。被拆迁房屋建筑面积以房屋所有权证或者租赁使用证标明的为准。租赁使用证未标明建筑面积的，有条件测量的，以实际测量的面积为准；没有条件测量的，以标明的使用面积按照规定的系数换算为建筑面积。换算系数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确定。
第三十一条货币补偿金额，由拆迁人委托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定的具有拆迁评估资质，并在本市注册的评估机构评估确定，评估时点以房屋拆迁许可证批准的拆迁起始之日为准。货币补偿金额由原房补偿金额和区位补偿金额构成。货币补偿评估的具体办法另行规定。
第三十二条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拆迁当事人应当在评估价格公示截止之日起5日内向拆迁所在地房地产估价技术鉴定委员会申请鉴定。评估结果以鉴定结论为准。
第三十三条拆迁特困户和已丧失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的残疾人的房屋，应当给予照顾。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第三十四条拆迁租赁房屋，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解除租赁关系的，或者被拆迁人对房屋承租人进行安置的，拆迁人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对解除租赁关系达不成协议的，拆迁人应当对被拆迁人实行房屋产权调换。产权调换的房屋由原房屋承租人承租，被拆迁人应当与原房屋承租人重新订立房屋租赁合同。拆迁直管公有住宅房屋，按照本办法规定计算货币补偿金额后，经被拆迁人同意，可以将原房屋补偿金额部分支付给被拆迁人，将区位补偿金额部分支付给房屋承租人。拆迁单位自管的公有住宅房屋，可以参照本条第三款规定处理。
第三十五条被拆迁房屋有下列情况的，适用于房屋产权调换：
（一）被拆迁人房屋产权不清、产籍不明或者房产有纠纷的；
（二）被拆迁房屋的共有产权人对货币补偿达不成一致意见的；
（三）被拆迁房屋涉及产权或者使用权纠纷经人民法院判决已生效尚未执行的。
第三十六条实行货币补偿的，拆迁人应当在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并搬迁验收后7日内，将拆迁补偿款以被拆迁人的名义开具银行存款单。拆迁人给予被拆迁人的货币补偿款或者产权调换房屋归被拆迁人所有。拆迁人按照本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三款、第四款规定给予住宅房屋承租人的货币补偿款归房屋承租人及其共同居住人共有。
第三十七条拆迁产权不明确的房屋，拆迁人应当提出补偿方案，报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后实施拆迁。拆迁前，拆迁人应当就被拆迁房屋的有关事项向公证机关办理证据保全。
第三十八条拆迁设有抵押权的房屋，依照国家有关担保的法律执行。
第三十九条拆迁人应当对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支付搬迁补助费。拆迁人对实行产权调换在过渡期限内自行临迁的被拆迁人或者公有房屋承租人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搬迁补助费标准和临时安置补助费标准，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提出，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
第四十条因拆迁非住宅房屋造成停产、停业的，拆迁人应当以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上年度月平均应纳税所得额和向劳动保险部门交纳劳动保险统筹基金确定的职工人数、人均工资标准为准给予损失补助。对从事房产租赁经营的所有人，按向房产管理部门登记的租赁合同确定的租赁价格为准给予损失补助。对实行货币补偿的被拆迁人给予一个月损失补助；对实行产权调换在过渡期间无法生产、经营的被拆迁人按月给予损失补助。对被拆迁房屋承租人给予一个月损失补助。
第四章罚则
第四十一条对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按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未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擅自拆迁的，责令停止拆迁，给予警告，并处已经拆迁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2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
（二）拆迁人委托不具有拆迁资质的单位实施拆迁的，责令停止拆迁，给予警告，可以并处拆迁补偿资金3％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房屋拆迁许可证；
（三）被委托的拆迁单位转让拆迁业务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合同约定的拆迁服务费25％以上50％以下的罚款；
（四）从事拆迁的工作人员没有取得上岗证上岗的，责令停止拆迁，并分别处以拆迁单位主管领导和责任人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取消拆迁资格；
（五）不具有拆除资格的单位实施拆除的，责令停止拆除，并对拆迁单位和房屋拆除单位分别处以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六）拆迁人未按房屋拆迁许可证确定的拆迁范围实施房屋拆迁或者擅自延长拆迁期限的，责令停止拆迁，给予警告，并处拆迁补偿资金3％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房屋拆迁许可证；
（七）拆迁人或者有关单位在约定或者裁决的搬迁期限内，对未搬迁的被拆迁人停止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的或者拆除未搬迁的被拆迁人的房屋的，对拆迁人或者责任单位处以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
（八）委托未经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定的估价机构估价的，对拆迁人处以拆迁补偿资金1％以上3％以下罚款；对估价机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额1倍罚款；
（九）估价机构显失公正，或者有营私舞弊、弄虚作假行为的，没收估价所得，并处估价所得额1倍罚款。有本条前款第（八）、（九）项规定的违法行为的，估价结果无效，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估价机构的资质证书。
第四十二条拆迁人违反本办法的规定，以欺骗手段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吊销房屋拆迁许可证，并处拆迁补偿资金1％以上3％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违反本办法规定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违反本办法规定核发房屋拆迁许可证以及其他批准文件的，核发房屋拆迁许可证以及其他批准文件后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或者对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四十六条罚款使用的票据和罚没的处理，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章附则
第四十七条因保护建筑保护需要或者按照规划要求改变房屋用途，只搬迁不拆除原建筑物的，依据本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八条本办法施行前已经被批准的房屋拆迁按原拆迁时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九条在城市规划区外国有土地上实施房屋拆迁的，可以参照本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五十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市人民政府2000年7月14日发布、2001年8月7日修订的《哈尔滨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