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市房屋安全管理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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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南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南昌市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南昌市人民政府
分类号:C742053200501
篇名:南昌市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时效性:有效
颁布单位:南昌市人民政府
颁布日期:20050831
实施日期:20051001
失效日期:
内容分类:机关工作
文号:南昌市洪府发(2005)35号
南昌市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依法行政,提高行政效能,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防止行政过错行为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江西省行政执法责任制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行政过错，是指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或者受行政机关委托履行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职责的组织（以下简称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过程中，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管理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
前款所称不履行法定职责，包括拒绝、放弃、推诿、不完全履行职责等情形；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包括无合法依据以及不依照规定程序、规定权限和规定时限履行职责等情形。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第四条 各级行政机关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及管理权限，负责追究行政过错责任人的行政过错责任。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行政监察机关负责对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工作的监督检查，并可依法调查处理本市影响较大的行政过错案件。
第五条 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应当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究，过错与责任相适应，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的原则。
在追究行政过错责任的同时，行政机关应当主动纠正错误，采取补救措施，避免或者尽量减少不良后果的发生。
第二章 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范围
第六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行政许可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一）无法定依据或者超越规定权限实施许可的；
（二）继续行使已经取消的许可权的；
（三）违法委托中介机构、下属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代行许可管理权的；
（四）不按照规定公开许可的项目、依据、程序、办理时限、收费标准和结果的；
（五）对符合规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许可的；
（六）不予受理、许可时不告知理由的；
（七）受理后应当开具受理回执而不开具的；
（八）管理相对人申请资料不全时，未一次性告知补充事项的；
（九）违法收取抵押金、保证金和其他费用的；
（十）未在规定或者承诺时限内完成许可事项或者告知办理结果并发文的；
（十一）其他违反行政许可工作规定，贻误许可工作或者损害许可申请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第七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行政征收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一）应当公示而不按规定公示征收的项目、标准、依据的；
（二）不出示法定的行政执法证件实施征收的；
（三）擅自设立征收项目实施征收，或者擅自改变征收标准的；
（四）未按法定范围、时限实施征收的；
（五）违反票据管理规定，不开具法定部门制发的专用票据的；
（六）不按规定实行收缴分离的；
（七）截留、私分或擅自开支征收款的；
（八）被征收单位或者个人对征收有异议时，不告知法定依据的；
（九）其他违反行政征收规定的行为。
第八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行政检查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一）不按法定职责、权限、程序、时限实施检查的；
（二）无法定依据实施检查的；
（三）无具体理由、事项、对象实施检查的；
（四）不出示有效的行政执法证件实施检查的；
（五）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隐瞒、包庇、袒护、纵容，不予制止和纠正的；
（六）侵害被检查对象合法权益的；
（七）其他违反行政检查工作规定的。
第九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行政处罚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一）不具备行政处罚主体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二）没有法律、法规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三）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种类、幅度的；
（四）下达或者变相下达罚没指标的；
（五）违反法定程序进行处罚的；
（六）非法使用罚没财物，以及不使用法定票据的；
（七）违反有关规定，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八）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而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九）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十）未依法告知被处罚人法定救济权利和途径的；
（十一）其他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
第十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采取行政强制措施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一）无法定依据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
（二）违反法定程序或者超过法定时限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
（三）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致使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四）其他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
第十一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行政复议职责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一）不按规定提出书面答复、不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或者阻挠、变相阻挠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申请行政复议的；
（二）对符合条件的复议申请，无正当理由拒绝受理或者不予答复的；
（三）不按照规定转送行政复议申请的；
（四）在法定期限内不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
（五）不履行或者无正当理由拖延履行行政复议决定的；
（六）在行政复议工作中徇私舞弊或者有其他渎职、失职行为的。
第十二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行政职责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一）不受理对行政违法行为的投诉、举报，对应当追究责任的行为不进行处理的；
（二）工作态度蛮横，故意推诿、刁难管理相对人，损害行政机关形象的；
（三）指使、纵容、暗示受委托执法组织滥施职权，或者违法与受委托执法组织订立利益分配协议的；
（四）行政机关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和制定的行政措施有违法情形被上级主管机关依法撤销仍在继续执行的；
（五）其他依法应当追究行政过错责任的行为。
第三章 行政过错责任划分
第十三条 行政过错责任分为直接责任、直接领导责任和间接领导责任。
第十四条 承办人未经审核人审核、批准人批准，直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承办人负直接责任。
承办人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致使审核人、批准人不能正确履行审核、批准职责，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承办人负直接责任。
第十五条 承办人不依照审核、批准事项实施具体行政行为，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承办人负直接责任。
第十六条 承办人提出方案或者意见有错误，审核人、批准人应当发现而没有发现，或者发现后未予纠正，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承办人负直接责任，审核人负直接领导责任，批准人负间接领导责任。
第十七条 审核人不采纳或者改变承办人正确意见，经批准人批准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审核人负直接责任，批准人负直接领导责任。
审核人不报请批准人批准直接作出决定，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审核人负直接责任。
第十八条 批准人不采纳或者改变承办人、审核人正确意见，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批准人负直接责任。
未经承办人拟办、审核人审核，批准人直接作出决定，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批准人负直接责任。
第十九条 领导人直接干预具体行政行为，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该领导人负直接责任。
第二十条 集体研究、决定，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主要领导人负直接领导责任。
第二十一条 经过听证作出的决定，批准人同意听证主持人的错误建议导致行政过错后果发生的，听证主持人负直接责任，批准人负直接领导责任；批准人不采纳听证主持人的正确建议导致行政过错后果发生的，批准人负直接责任。
第二十二条 上级机关改变下级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上级机关具体承办人员负直接责任，上级机关负责人负间接领导责任。
第二十三条 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复议机关负责人负间接领导责任。
第二十四条 两人以上故意或者过失，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按个人在行政过错中所起的作用确定责任。
第四章 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第二十五条 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方式分为：
（一）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二）告诫：
（三）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
（四）扣发当年奖金；
（五）通报批评；
（六）暂停执法活动；
（七）调离执法岗位；
（八）给予行政处分。
以上追究方式可以单独适用或者合并适用。
第二十六条 行政过错根据情节轻重、损害后果和影响大小，分为一般过错、严重过错和特别严重过错。
（一）情节轻微，给行政相对人或者行政管理秩序造成损害，后果不大、影响较小的，属一般过错；
（二）情节严重，给行政相对人或者行政管理秩序造成损害，后果严重、影响较大的，属严重过错；
（三）情节特别严重，给行政相对人或者行政管理秩序造成损害，后果特别严重、影响重大的，属特别严重过错。
第二十七条 对于一般过错的直接责任者、直接领导责任者和间接领导责任者，可以单独给予或者合并给予责令作出书面检查、告诫、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扣发当年奖金。
第二十八条 对于严重过错，应按下列规定追究行政责任：
（一）对直接责任者，给予行政降级以下处分，合并给予通报批评、暂停执法活动、调离执法岗位；
（二）对直接领导责任者，给予行政记大过以下处分，合并给予通报批评、暂停执法活动。
（三）对间接领导责任者，给予行政警告或者行政记过处分，合并给予通报批评。
第二十九条 对于特别严重过错，应按下列规定追究行政责任：
（一）对直接责任者，给予行政撤职或者行政开除处分；
（二）对直接领导责任者，给予行政降级以上处分；
（三）对间接领导责任者，给予行政记大过以上处分。
第三十条 因行政过错侵犯了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并涉及赔偿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予以赔偿，并依法向行政过错责任人追偿。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调查，以确定有关行为人是否应当承担行政过错责任：
（一）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投诉、检举、控告的；
（二）使用已经废除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
（三）经行政复议，复议机关作出变更，或者撤销决定的；
（四）经行政诉讼，人民法院终审作出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判决的；
（五）上级机关要求调查处理或者在人大、政府执法检查中，被认定为错误行为或者显失公正，要求调查处理的。
第三十二条 行政过错责任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处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一）一年内出现两次以上应予追究行政过错责任的；
（二）干扰、阻碍调查人员对其行政过错行为进行调查的；
（三）对投诉人、检举人、控告人打击、报复、陷害的；
（四）故意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
第三十三条 行政过错责任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或者免予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一）法律、法规、规章不明确造成适用出现偏差的；
（二）因事实认定或定案后出现新的证据导致原认定的事实或案件的性质发生变化的；
（三）因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过错或者不可预见、不可抗力等因素造成行政过错的；
（四）对行政过错行为主动发现并及时纠正，积极采取补救措施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五）其他从轻或者免予追究行政过错责任的行为。
第三十四条 法律、法规、规章对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章 行政过错责任追究程序
第三十五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依法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过错行为进行投诉、检举、控告。行政机关应当自收到投诉、检举、控告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受理。有事实依据的，应当受理；没有事实依据的，不予受理。有明确投诉人、检举人、控告人的，在作出不予受理决定的同时告知不予受理的理由。
行政机关收到的不属于本机关管辖范围内的投诉、检举、控告，应当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第三十六条 行政机关应当自决定受理行政过错案件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调查处理完毕。情况复杂的，可以延长15个工作日。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七条 调查处理行政过错案件实行回避制度。有关工作人员与行政过错行为或者行政过错责任人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应当回避。
第三十八条 行政机关在做出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处理决定前，应当听取行政过错责任人的陈述和申辩。
第三十九条 投诉人、检举人、控告人对不予受理决定不服，或者认为不便向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提出投诉、检举、控告的，可向行政监察机关提出。
行政监察机关直接办理的案件，涉及行政纪律处分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十条 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应当制作书面决定送达有关当事人，处理决定应当说明错误事实、处理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对行政过错责任的处理决定，有明确投诉人、检举人和控告人的，应当告知投诉人、检举人和控告人。
第四十一条 行政过错责任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理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做出处理决定的机关申请复核。其中对行政处分不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在复核期间，行政过错责任追究的处理决定不停止执行。复核中发现处理错误，应当及时纠正。
第四十二条 对行政过错责任人作出的处理决定，应当同时报送同级监察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备案。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所称批准人，一般指行政机关行政首长或者主管业务工作的负责人；审核人，一般指行政机关内设机构负责人；承办人，一般指具体承办行政管理事项的工作人员。依照内部管理规定或者行政授权，由其他工作人员行使批准权、审核权的，行使批准权、审核权的人员即为批准人、审核人。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由南昌市监察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自二00五年十月一日起施行。


王福华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民事证据/证据认定规则/民事审判方式改革
内容提要: 在证据的认定方面，职权主义模式侧重由法官根据证据方法自由裁量，当事人主义模式则用证据认定规则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我国的证据认定规则面临着在立法体例、证据认定模式和辩论原则改造之间作出选择。在目前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实践中，有必要对现行的证据认定规则从可采性和排除性两个角度予以整合。


　 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法院裁判所依据的证据资料依赖于当事人，以辩论主义所包含的具体而明确的证据规则约束法官认定证据的行为。[1]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则赋予法官在证据方法的框架下享有较大的证据认定之裁量权。两大诉讼模式中所称的证据规则，主要是指证据认定规则和证明责任规则。证据认定规则的模式选择同一国诉讼模式的选择密切相关，并受各国文化背景、司法渊源、法律传统等因素影响。就证据认定模式这一局部的诉讼模式范畴而言，无不经历各国多年审判经验的积累和充实。

　 一、我国民事证据的认定规则之现状和改革目标

　 民事经济审判方式的改革不可能脱离民事证据制度的配合与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就是围绕着证据制度而展开的改革。我国民事诉讼法虽没有系统地确定证据认定规则，但从“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7月14日发布的《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和1998年7月11日发布的《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中有关内容判断，证据认定规则不但是审判实践中认定事实所必需的，也是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尝试中实际存在的。

　 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背景之下，有无必要制定系统的认证规则？我国法官运用证据认定事实是需要更大的自由裁量权，还是需要更多地接受规则的制约？自由心证模式和法定证据模式哪一种更适合我国的诉讼实践和长远发展？我国民事诉讼原则和程序如何改造才能够适应证据认定的实际需要？这都是我们在讨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时需要作出正面回答的问题。

　 与举证和质证相比，法官的认证程序在审判方式改革中所遭遇的困难更多一些。这是因为：首先，与法官的认证相配套的诉讼程序和司法制度的缺损造成了认证上的困难，如没有认证的程序规则和法官的素质保障、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之间在认证上的职权分工不明等；其次，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成熟，民事经济案件中的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实更为复杂，各种形形色色的证据互相交错，这也给法官的认证带来相当的难度；再次，由于法官必须在形式上对证据在短时间内迅速地作出可否采信的判断并说明理由，故无形中缩短了法官认知证据的时间，对法官的判断证据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当指出，认证程序是指庭审和评议过程中对证据效力的判断活动，当然，庭审过程主要是从否定的方面在证据形式上对某些证据材料进行排除（如对违法取得之证据予以排除），从这一角度观察不应当否定当庭质证的提法，这并不会因法官当庭对证据表示“采信”或“不采信”而必然地导致证据之间的矛盾或不符合合议庭评议后所作的结论，因为在评议阶段才对证据进行实体认定。

　 由于在传统上我国曾继受原苏联的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此种诉讼模式中法院职权过重，从法院的依职权调查收集到认定证据，都极有可能造成法官的恣意擅断。所以在我国传统的审判方式之程序空泛的背后是证据认定规则的虚无，而证据认定规则的虚无则使庭审程序更加形式化。加之我国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明显低下，非职业化倾向比较严重，故显然尚不具备自由心证的基本素质。当前，不少法官对于审判方式改革抱有抵触情绪，[2]对民事案件作行政化处理的习惯性作法并没有因为审判方式改革的推进而得到根除，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依旧存在，故法官在认定证据时随意性仍然很大，没有自我约束的内在动力和外部约束的规则限制。在民事诉讼理论和立法方面，忽视民事诉讼活动的特有规律，其表现之一即以追求实体真实为民事诉讼的终极目的，甚至一些人认为证据认定规则是发现案件事实的障碍。

　 伴随着我国民事审判权由自由裁量型向规范裁量型的转变，法官的职权被要求在更为严格的法律程序中运行。目前，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证据认定规则规定得比较原则，但在民事（经济）审判中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解释在总结审判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了一些比较具体可行的证据规则。然而在这些比较零散的证据认定规则中并没有一个贯彻始终的准则，所以在体现民事诉讼价值方面仍然显得不够明晰，如设定这些规则的本意，究竟旨在以此约束法官，还是扩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来实现诉讼的公正？是以实体公正还是以程序公正为其追求的首要目标？因此，显有必要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以求完善。依笔者拙见，在确定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认定规则的价值目标问题上，应当一并考虑以下三点：

　 1．实现程序公正。确立完整科学的证据规则是规范、制约审判权的需要。法院在审判活动中，作为中立、超然的审判者，在审查判断证据上，对于互相矛盾的证据的不同效力问题、证据应否被排除等问题，要逐一地作出判断。判断就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即接受证据认定规则的调整。自由心证制度规定对于一切证据的证明力及其运用，法律预先不作要求，完全由法官根据自己的良知、经验作出判断。此一制度意在保障法官的思想自由，故是实现法官独立审判的一个必要保障。但在我国法官的法律素养和品格公正两方面均存在较大问题的现实情况下，完全抛弃职权主义自然也就成为一种合理的选择。[3]在审判方式改革中要限制法官过分的自由裁判，以根治司法腐败，那么在现阶段乃至今后一个时期采纳法定证据主义模式的意义显然要大于自由心证的意义。

　 2．体现诉讼效率。法院受理案件后，不得拒绝作出裁判，但是案件真伪不明的状态又常常困扰着法官。此时证据规则的存在就会便于法官在当事人双方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又无法认定的情况下，直接根据证据规则确定举证之负担，防止案件久拖不决，并避免随意裁量的擅断倾向。我国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要求发挥庭审的功能一直被置于突出强调的地位，强调当庭举证、当庭质证、当庭认证。那么由于认证规则的科学调整，法官便会及时地对某一证据是否可采及证据的证明力如何等作出决断，当庭给当事人以令人信服的“说法”，这样就会使当事人获得心悦诚服的裁判结果，避免其在某一证据甚至整个案件上纠缠不休。

　 3．强调诉讼效益。当事人因为受到证据规则的约束，从而使其对法官认定的案件事实心悦诚服的可能性明显加大。故证据规则有制约当事人滥用诉权的作用，使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在形式方面、程序方面尽量符合规范，并为其他社会成员提供正面的导向。

　 二、我国民事证据认定规则立法模式之选择

　 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没有象大陆法系国家那样直接规定证据方法，仅对证据的可采性范围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而且多是从积极方面就证据力或证据力受限制的情形加以规定，而较少从消极方面作此类规定。[4]我国的证据制度既不像英美法系国家那样设置有较为严密而详尽的证据规则以及在证据中又有许多除外规定（其目的在于限定和约束法官在认定证据上的自由取舍），也不像大陆法系国家那样从证据方法角度较为详细而严格地作出程序性规定，从而作为其法官自由心证的基础。

　 从世界各国民事诉讼证据的立法体制来看，一般存在两个层次，首先在实体法中尽量对每一种特定法律关系的证明问题作出比较明确的规定，在每一种实体法制度之后规定有关的证据法；[5]其次由民事程序法对证据的提出规则和认定规则加以规定。对于后者，各国也有不同的作法，其一是以英美等国家为典型代表的体例，即把证据法作为独立存在的法律制度（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中一并通行适用）。其二是大陆法系国家的作法，即在其民事诉讼法典中首先规定证据法的原则，而后规定证据的适用。

　 英美法系的证据制度有自己的特点和功能：认定规则大多源自习惯法则和判例规范，其优势是细致、完整，其弊端则是在其证据法中存在很多例外规则，如传闻、品格证据、作证特权等，其体系庞杂、内容混乱。英美法系的证据法在功能上更加强调法官对陪审团的制约。[6]大陆法系国家的证据认定规则则缺乏应有的完整体系和精确内容，这些国家的民事诉讼法往往仅从证据方法上予以设定，对于证据的范围和证据的证明力，立法上一般不予限制和约束而全然仰赖法官依自由心证作出判断。重视证据规则必然导致重视程序法规则，而大陆法系在传统上就有重实体轻程序的习惯，因此，证据法则必然不如英美法国家那样完善和成熟。[7]在证据认定规则的立法体例上，我国更趋同于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即没有统一的证据法。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立法体例的近似性，就得出我国也应当在证据的判断、认定上赋予法官更大的自由裁量权或干脆实行完全的自由心证的结论。形式相同不一定导致结果的相同。我国是否具备法官自由心证的司法条件和社会环境，待下面讨论。笔者认为，从审判方式改革倡导的制约、弱化审判权的角度出发，还是以建立一套系统的证据认定规则为上选，或作为民事诉讼法的特别法，或由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加以颁行。

　 三、我国民事证据认定模式内容之选择

　 在审判方式改革中应确立何种模式的证据认定规则，是我们面临的又一个选择。从庭审制度改革带来的“对抗制”庭审模式的推广来看，是否就一定能导致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由心证在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中完全可以找到生存的土壤。[8]证据认定模式固然与诉讼模式存在特定的联系，但从“对抗制”庭审方式出发未见得一定会得出自由心证主义合理化的结论来。如英美法系民事诉讼的对抗色彩较大陆法系要浓重得多，但是英美证据法中的自由心证主义成份却远少于大陆法系，法定证据规则却比大陆法系多得多。所以，对我国究竟应采纳哪一种证据认定模式，必须作具体分析。

　 从总体上看，两大法系在证据的认定上都是采纳自由心证，只不过不同国家采不同的具体作法，有些国家实行完全的自由心证主义，将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的大小以及对案件事实的认定等完全赋予法官自由判断；有的国家则融入了法定证据主义的因素，以证据方法作为约束法官的手段，因此，认定某种事实必须齐备某种证据，或者有一种证据就必须认定某一事实。当然，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相互融合的趋势，使证据认定模式凸现出了自由心证与法定证据主义在同一个诉讼体制中“共存共荣”的现象，除了英美法系国家外，法国的证据制度就经常被国外学者作为这种结合的典型。[9]

　 确定具体的证据认定模式，是单纯的自由心证主义或法定证据主义，还是两者兼而有之？除历史传统及文化背景外，其决定因素非常复杂。

　 （一）诉讼模式因素。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强调民事诉讼以当事人双方积极的诉讼活动为核心来展开，法官对当事人的诉讼活动仅是消极地加以跟随，评判双方在举证和辩论过程中是否违反有关规则，并据以作出裁判。[10]所以在证据认定模式上多采法定证据主义。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则强调法官的主动性，更注重发挥法官的职能作用，所以多采自由心证主义。相比较而言，如果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正当性和公正性是依靠非人格化的诉讼程序来支持和保障的话，那么，法官的良好素质和人格魅力则是职权主义程序模式具有正当性和实现实体公正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和保障。[11]

　 （二）法官素质因素。如果整个社会对法官的信任程度很低，自然会制定出各种各样的规则来对他们进行制约，尽量将法官的自由裁量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法定证据主义最初是在法官素质参差不齐或法官素质普遍低下的情况下出现的，其重点正是对审判权的制约。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所采自由心证的重点在于对法官人格的信赖，这可以在证据认定模式的历史发展中得到印证。如德国之所以在19世纪后期放弃法定证据主义，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法官素质的提高。

　 （三）社会对审判的信任因素。在裁判的公正性难以被社会公众普遍相信的情况下，采纳证据法定主义是有一定意义的，因为更多地给予法官以认定事实方面的规则制约，可以减少或杜绝审判的恣意，可以化解或消弭社会公众对审判的不满，恢复公众对审判的信任。如大陆法系各国在19世纪以前，社会上普遍对民事审判不信任，因而制定了各种各样的规则来约束法官在审判时的裁量范围，从而逐渐地形成了法定证据规则。直至19世纪下半期公正的审判制度改革成功之后，带动了社会法治环境的改善，社会及公众对审判日趋信任，这样才逐步放弃完全的法定证据规则，转而采纳自由心证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