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公费安装住宅电话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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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公费安装住宅电话暂行规定
中共兰州市委办公厅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兰州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公费安装住宅电话暂行规定》的通知
市委办发[1997]45号
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各县区委、人民政府，市直各部门：
《兰州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公费安装住宅电话暂行规定》已经市委、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兰州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公费安装住宅电话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了加强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公费住宅电话管理，保证工作需要，堵塞漏洞，减少浪费，节约开支，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属财政供给经费的市级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事业单位均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住宅电话安装的范围：
（一）市级行政事业单位现职副县级以上的部门领导，确因工作需要，可公费安装一部住宅电话；夫妻双方均为副县级以上部门领导干部的，只限一方安装电话，原则上由职务较高的一方负责安装，如夫妻双方职务相同，由男方单位负责安装（相应技术职称的人员不在此规定范围，不可比照执行）。
（二）市公安局、安全局主要处室负责人及其他单位个别特殊情况，确系工作需要公费安装住宅电话的，由单位审核提出申请，报经市财政局批准。
第四条 已故领导的住宅电话，从其工资停发之日起，电话费自理。在其配偶亦故世后， 若子女继续使用电话，须向单位交纳电话初装费。
第五条 对符合公费安装电话条件的领导干部住宅电话，自本规定执行之日起，一律改为私人电话，实行电话费定额补贴的管理办法。 即将原开户在各单位的领导干部住宅电话，过户给电话用户，并按规定定额标准发放电话费补助，由电话用户同电信局直接结算电话费。 超出定额的，费用自理。
第六条 公费住宅电话开支定额标准：
（一）正副地级干部及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副秘书长以上领导干部，电话费实报实销。
（二）现职局（委、办）级干部，电话费发放标准为60元／月。
（三）因工作需要安装住宅电话的其他人员，电话费发放标准为40元／月。
（四）退居二线的领导干部和离退休干部， 凡其在职期间符合公费安装住宅电话范围，并已安装了住宅电话的，其电话费标准等同于在职相应职级的领导干部。
第七条 公费安装住宅电话是工作的需要，不是一种政治生活待遇。市级各单位要结合实际情况，具体实施办法，对公费安装电话的人员逐个核定，真正做到公正合理，保证工作， 节约经费，群众满意。
第八条 本规定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市财政局负责解释，由市纪检委、审计局监督检查。
第九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过去有关规定与本规定有抵触的，按本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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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施行《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的通知
大政发〔2005〕1号
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施行《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的通知
各县市人民政府，州级国家行政机关各委办局（司行社区）：
《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已经州十一届人民政府第三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二○○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工作规则
（2003年1月25日大理白族自治州第十一届人民政府第一次
全体会议通过，2004年12月30日大理白族自治州
第十一届人民政府第三次全体会议修订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大理白族自治州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的大理白族自治州第十一届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州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大理白族自治州自治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州人民政府工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省人民政府和州委的领导下，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政绩观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加强行政监督，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机制，建设法治政府。
第三条 州人民政府组成人员要认真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忠于职守，服从命令，顾全大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四条 州人民政府各职能部门要依照法律、法规和州人民政府的安排部署行使职权，落实职责，转变职能，改进管理方式和工作作风，提高行政效能，切实贯彻州人民政府的各项工作部署。
第二章 州人民政府工作职责及职权
第五条 州人民政府是州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和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是国务院、省人民政府和中共大理州委领导下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第六条 州人民政府对州人民代表大会和省人民政府负责并报告工作。
在州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七条 州人民政府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全面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建立健全各种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第八条 州人民政府行使同级政府的以下一般职权：
（一）执行州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以及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规定行政措施，发布决定和命令；
（二）领导州级各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工作；
（三）改变或者撤销州级各部门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命令；
（四）依照法律的规定任免、培训、考核和奖惩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
（五）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环境和资源保护、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务、司法行政、监察、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
（六）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七）保护各种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
（八）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帮助本行政区域内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依照宪法和法律实行区域自治，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建设事业；
（九）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和婚姻自由等各项权利；
（十）办理上级国家行政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九条 州人民政府作为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依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自治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还行使下列自治权：
（一）依照我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向州人大常委会提出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法律议案；
（二）管理地方财政的自治权；
（三）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自主地安排和管理地方性的经济建设事业；
（四）自主地管理本地方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保护和整理民族的文化遗产，发展和繁荣民族文化；
（五）依照国家的军事制度和当地的实际需要，经国务院批准，可以组织本地方维护社会治安的公安部队；
（六）保障州内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护或者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
（七）依法享有的其他自治权。
第三章州人民政府组成人员职责及组成部门
第十条州人民政府由州长、副州长、州长助理、秘书长和州人民政府组成部门的主任、局长组成。
第十一条 州人民政府按《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设巡视员、助理巡视员。
第十二条 州人民政府实行州长负责制，州长领导并主持州人民政府的全面工作。副州长、州长助理和秘书长协助州长工作，对州长负责。巡视员、助理巡视员接受州长或副州长的委托工作并对其负责。
第十三条 副州长、州长助理、秘书长负责分工范围内和州长委托的工作。重大方针政策性问题、重要情况和重大事项向州长报告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 第十四条 秘书长在州长领导下，负责处理州人民政府的日常工作。
第十五条 州人民政府办公室是州人民政府的工作机关，协助州人民政府领导处理政府日常工作，参与政务、管理事务、搞好服务。
第十六条 州人民政府的组成部门是：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委员会、教育局、科学技术局、民族宗教事务局、公安局、监察局、民政局、司法局、财政局、人事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规划建设局、交通局、水利局、农业局、林业局、商务局、文化局、卫生局、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审计局、环境保护局、体育局、统计局、旅游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外事办、粮食局。
第十七条 州人民政府组成部门的主任、局长在州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按照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原则，认真履行职责，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切实做好工作，并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
第十八条 州人民政府组成人员按照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紧密配合，互相支持，共同做好州人民政府的各项工作。
第四章 科学民主决策
第十九条 在政府的行政工作中，正确处理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与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关系，重大事项和重大问题的决策，做到集体讨论，会议决定。
第二十条州人民政府在作出重大决策前，根据需要通过召开座谈会、听证会、专家咨询会等形式，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提高决策水平和质量。重大决策实施后，要采取不同形式调查民意，跟踪问效，督促落实。
第二十一条州内重大建设项目和重大问题，各主管部门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组织科学论证，提出两个以上可供选择的方案后再报州人民政府研究决策。
第二十二条 州政府各部门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州人民政府的重大决策，及时跟踪和反馈执行情况。州人民政府办公室要加强督促检查，确保政令畅通。
第二十三条 州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要自觉接受监督。
（一）自觉接受州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自觉接受州政协的民主监督，虚心听取意见和建议。
（二）按照行政诉讼法及有关法律规定，接受司法监督。
（三）重视新闻媒体报道和反映的问题，接受新闻舆论的监督。
（四）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确保信访渠道畅通。
进一步加强行政机关内部上级对下级的层级监督，强化监察、审计等部门的专项监督。
第五章依法行政
第二十四条 依法行政的核心是规范行政权力。州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要认真贯彻实施行政处罚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国家赔偿法和行政许可法等规范政府共同行政行为的法律法规，按照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要求，努力使政府的各项行政行为真正做到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一致，强化责任意识，不断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
第二十五条 加强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工作，凡以州政府或州级行政机关名义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定、办法、决定、命令、通告等规范性文件，在签发之前，需经州政府法制局或州级部门法制机构进行法律审核。
第二十六条 规范性文件发布后，应按照《云南省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办法》的规定报上级机关政府法制部门进行备案审查。对备案提出的意见，制定机关要依法予以纠正或者完善。
第二十七条 建立具体行政行为内部审查制度。一切以州政府或州级行政机关名义作出的行政处罚、行政裁决、行政强制措施等属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受案范围的具体行政行为，在对行政管理相对人作出决定之前，需经本级本部门法制机构审核。
第二十八条 按照行政执法与经济利益脱钩、与责任挂钩的原则理顺行政执法体制，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推进综合执法试点。严格实行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切实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
第二十九条 州人民政府及其组成部门要依法受理行政复议案件，对违法或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要依法予以纠正；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因行政侵权而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要依法履行赔偿义务；对因行政纠纷引起的行政诉讼案件，要依法应诉。
第六章会议制度
第三十条州人民政府全体会议由州长、副州长、巡视员、助理巡视员、州长助理、秘书长、州人民政府组成部门的主任、局长参加，相关方面主要负责人列席，由州长或州长委托的副州长主持召开。会议主要议题是：
（一）总结部署年度工作；
（二）讨论通过提请州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等报告草案；
（三）应由全会讨论决定的其他事项。
全体会议一般每年召开一次。
第三十一条 州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由州长或州长委托的副州长主持召开，由州长、副州长、州长助理和秘书长组成。列席人员为巡视员、助理巡视员、同级军事机关的军事主官、监察局长、副秘书长、综合部门主要领导、与议题有关的部门主要负责人。邀请州人大、州政协各一位领导和与议题有关的在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各3—5名列席。议题是：
（一）讨论研究年度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草案；
（二）讨论通过提请州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的议案、报告；
（三）讨论通过由州政府发布的决定、命令和行政规范性文件；
（四）讨论决定重大建设项目；
（五）讨论决定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
（六）州长、副州长认为需要集体决定的其他事项。
常务会议一般每月召开一次，时间一般安排在上旬。
第三十二条 提请州人民政府全体会议或常务会议讨论的议题，由州长、副州长、州长助理、秘书长初步确定，州政府办公室汇总后报州长确定，文件于会前送达与会人员。
第三十三条 州人民政府领导同志不能出席州人民政府全体会议或常务会议的，向州长请假；如对议题有意见或建议，可在会前提出。
第三十四条 州长办公会议参加人员为州长、与议题有关的副州长、州长助理、秘书长、副秘书长和有关的部门负责人。由州长或州长委托的副州长主持召开。会议主要议题是：研究、处理涉及全局的某一方面工作或某个重要事项。办公会议根据需要召开，亦可到工作现场召开。
第三十五条 州人民政府全体会议、常务会议和州长办公会的组织服务工作由州人民政府办公室负责。
第三十六条 州长召集并主持全州县市长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传达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州委的重要方针、政策，部署全州经济工作和其他重要工作。县市长会议视情况召开。
第三十七条 州人民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召开的工作会议，要减少数量，控制规模，严格审批。应由各部门召开的全州性会议，不得以州人民政府或州政府办公室的名义召开，不邀请各县市人民政府负责人出席，确需邀请的须报州人民政府批准。确需以州人民政府名义召开的部门会议，会议主办部门一般应提前7天将会议方案按公文处理程序报州政府办公室审核后按规定报州人民政府领导审批。全州性会议尽可能采用电视电话会等快捷、节俭的方式召开。
第七章公文审批
第三十八条 各县市人民政府、州政府各部门报送州人民政府审批的公文，应当符合法律、法规、政策和《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云南省实施〈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细则》和《大理白族自治州行政机关文秘工作实施办法》的规定。
第三十九条 除州政府领导交办和必须直接报送的绝密事项外，一般不得直接向州政府领导个人报送公文。各部门报送州政府的请示性公文，如部门之间有分歧意见，主办部门的主要领导要主动协商，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应列出各方依据，提出办理建议。
第四十条 各县市人民政府，州政府各部门报送州政府审批的公文，由州政府办公室按照州政府领导分工呈批，重大事项报州长或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州长审批。
第四十一条 向州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提出的议案、人员任免、政府令、撤销或变更县市政府和州级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由州长签批。 第四十二条 州人民政府领导审批公文应当签署明确的意见、姓名和时间。对于一般报告性公文，圈阅表示“已阅知”；对于有具体请示事项的公文，圈阅则表示“同意”请示的事项。
第四十三条 以州政府名义发文，经州长助理、秘书长、副秘书长或分管副州长审核，重大事项报州长签发，一般事项由分管副州长签发。
以州政府办公室名义发文，包括按州政府领导批示办理的，由秘书长签发或授权副秘书长签发；如有必要，可报分管副州长或州长签发。
州政府及州政府办公室的公文，除需保密的外，应及时公布。
第四十四条 常务会议、全体会议的纪要或决定事项，经秘书长审核后报州长或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州长签发。
第四十五条 州政府及其各部门要进一步精简公文，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务，由部门自行发文或联合发文，不得要求州政府批转或办公室转发。
第四十六条 州政府各部门、各县市人民政府报送州人民政府的公文，凡不符合《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云南省实施〈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细则》及有关规定的，应退回报文单位。
第八章作风纪律
第四十七条 州人民政府领导要做学习的表率，密切关注国际国内经济、社会、科技等方面发展变化的新趋势，不断充实新知识，丰富新经验。州政府通过举办讲座等方式组织学习经济、科技、法律和现代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州人民政府组成人员要积极参加。
第四十八条 州政府领导在州内出差，要减少随行和陪同人员，轻车简从，深入基层，简化接待礼仪。
第四十九条 州人民政府组成人员要严格遵守有关廉政建设的规定，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不得拉关系、谋私利。
第五十条 州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必须坚决执行州人民政府的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可在政府内部提出，在没有重新作出决定前，不得有任何与州政府决定相违背的言论和行为。
第五十一条 对邀请州政府领导出席的应酬性、礼仪性、事务性活动，应由邀请单位事先报州政府办公室，视情况作统一安排。
第五十二条 在外事活动中，严守外事纪律，既要热情友好、礼仪适度，又要谦虚谨慎、不卑不亢，维护国家利益和祖国形象。赠送和接受涉外礼品，按有关规定办理。
第五十三条 州政府领导接待来访客人，除参加州委、州政府统一组织的活动外，需要宴请的，原则上按对等、对口原则安排有关领导代表州政府宴请一次。除中央领导、外国贵宾、中央部门主要领导和省委、省政府领导外，州政府领导原则上不陪同到县市。
第五十四条 副州长、巡视员、助理巡视员、州长助理、秘书长离州出差或休假，本人应当在事前书面或口头向州长报告，经批准后，由秘书科把离州外出的时间、前往地点、联系及文件呈送方式等有关事项通知总值班室，由总值班室通报其他州政府领导。出差结束后，应向州长报告有关情况，必要时通报其他州政府领导。
第五十五条 州政府各部门主要领导离州出差，应当事前向州政府分管领导报告，经批准后将外出的时间、地点和联系方式通知州政府总值班室。
第五十六条 对州人民政府会议决定的事项，各部门必须坚决执行，认真办理，不得延误，并及时、准确地反馈落实情况。
第五十七条 州政府及其各部门要实行政务公开，规范行政行为，增强服务观念，认真履行职责，树立规范服务、清正廉洁、从严治政的新风。对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要按程序和时限积极主动地办理，对不符合规定的事项要坚持原则不得办理；不得用公款相互送礼和宴请，不得接受基层的送礼和宴请；对因推诿、拖延等官僚作风造成影响和损失的，要追究责任；对越权办事、以权谋私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要严肃查处。
第九章附则
第五十八条 本规则由州人民政府办公室督促检查落实。
第五十九条 本规则由州人民政府办公室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2003年1月发布的《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大政发〔2003〕1号）同时废止。
摘要:罪刑法定原则是针对封建社会的罪刑擅断提出的,现已成为各国刑法普遍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97刑法将罪刑法定原则正式写入其中后,尽管在司法实践中还存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不可否认的是,相比97刑法之前,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并不断发展。
关键词:罪刑法定原则;刑法典;贯彻
一、 罪刑法定原则概述
罪刑法定原则,是指什么行为是犯罪和对这种行为处以何种刑罚,必须预先由法律明文规定。其基本涵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基本精神是为了防止国家刑罚权的滥用,以保护人权。罪刑法定原则是资产阶级针在反对封建社会的罪刑擅断的斗争中产生的,一般认为,其渊源最早可追溯到1215年英国的《大宪章》。到17、18世纪,罪刑法定思想在洛克、孟德斯鸠、贝卡利亚等人的著作中得到了更加系统和全面地阐述,“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超越法律限度的刑罚就不再是一种正义的刑罚。”1787年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五修正案和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中得到确认,使罪刑法定从思想学说正式转变为法律原则。1810年《法国刑法典》再次确认了这一原则,这成为以后各国相继仿效的范本,从而使得罪刑法定原则逐渐成为众多国家刑法典的基本原则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罪刑法定原则逐渐成为国际性质的法律原则。1948年10月联合国大会第三届会议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1条第2项便确定了罪刑法定原则。随着社会的发展,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也不再是纯粹的“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而是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经历了从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即从完全取消司法裁量到限制司法裁量,从完全否定类推到有限制地类推(不禁止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从禁止事后法到从旧兼从轻(不禁止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后法),并逐渐增加了刑法的灵活性与适应性。罪刑法定原则内容的这些变化,反映了人们希望通过罪刑法定原则实现个人自由保障和社会秩序保护的双重目的。同时,这些变化也是罪刑法定原则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自我完善的体现。
二、 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的发展演化及历史地位
中国具有几千年“比附援引”的法律传统,罪刑擅断十分突出,使得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的发展过程显得异常的的艰难。最初,罪刑法定思想于清朝未年由日本传入,光绪34年(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规定:“臣民非按法律规定,不加以逮捕、监察、处罚。”此后宣统2年(1910年)颁布的《大清新刑律》规定:“法律无正条者,不问何种行为,不为罪。”民国时期,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第1条规定:“行为之处罚,以行为时之法律有明文规定者为限”。然而,罪刑法定原则仅仅是立法上的形式而已,在司法上从来没有真正地实施过这一原则。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在实际上和形式上都废除了罪刑法定原则。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第16条就规定:“以反革命为目的之其他罪犯未经本条规定,得比照本条例类似之罪处刑。”类推制度在新中国刑法中得以重新确立并被推崇了近半个世纪。1979年,新刑法典起草,关于类推和罪刑法定争论再起,多数人认为当时刑法分则对犯罪规定不完全,类推则可弥补立法之漏洞,类推也是一个应急措施,故类推得以在1979年刑法中保留。直至97年刑法修订时,关于罪刑法定原则是否列入刑法典的问题,依然是争论的焦点之一,时间之长久,争议之激烈,实属罕见,最终肯定意见占了上风。97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一规定意味着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法典化。至此,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确立起来。这无疑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不仅标志着中国民主与法制的加强,也标志着我国刑法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符合当代世界刑法的发展趋势。
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的命运,与中国的传统法律观念和价值取向是密不可分的。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追求社会各部分的稳定与和谐,断案讲究的是止纷息诉,对于社会秩序的追求欲望远远强于对个人自由的追求,个人自由几乎是被忽略的。“对于中国人来讲,实在的法律之上还存在着一种永恒的自然法。”因为“中国人不把法律看做是社会生活中来自外界的、绝对的东西,不承认有什么通过神的启示而给予人类的‘较高的法律’”。“法律从属于道德,它之获得认可,是在于理性,或者说在于那作为道德基础的社会共同生活经验。”中国刑律始终被认为是治理百姓、维护统治秩序的工具,而不是限制国家权力、保障个人自由的“大宪章”。所以,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发展得如此艰难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更何况罪刑法定原则引入的并不应当仅仅是一句法律格言,也不仅仅是一套法律规则,而应当是蕴涵其后的法律观念和价值取向。
三、罪刑法定原则在97刑法中的贯彻
自97刑法自颁布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先后七次通过、公布实施了刑法修正案,可以说每次修正案的通过都是社会发展的需要,都是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得以贯彻的体现。刑法修正案(七)的通过也不例外。将社会上出现的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通过刑法修正案的形式规定为犯罪加以处罚,既是保护自由和人权的需要,也是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体现。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现行刑法典中的贯彻表现如下:
(一)废除类推制度
类推是指对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事项,可以援引与它相类似的法律加以适用。按照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行为之所以被认为是犯罪并受到刑事处罚,是依据事先由刑法所作的明文规定。而类推的实质是对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适用刑罚,是罪刑擅断的必然产物,是和罪刑法定原则根本对立的。因而,要真正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就必须废除类推制度(当然,在司法实践中可以容许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从本质上看,类推制度与罪刑法定原则是不相容的,任何一个国家只要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就不可能同时规定类推制度,反之亦然。
在我国,什么行为是犯罪,对其应处以何种刑罚,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决定,其他任何机关和个人都无权确定。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说过:“国家的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这三种权力应当分立以制衡。当立法权与行政权集中在一个人或一个机构手中,自由就不存在了,因为这个人或机构可能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离,自由也会不存在;如果立法权同司法权合二为一,法官就是立法者,他就会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实施专断的权力,如果三权合一,那一切都完了。”类推制度完全脱离国家立法机关,由司法机关将刑法尚未规定的行为定为犯罪并予以处罚。这实际上就是侵犯立法机关的立法权,必然导致司法权的滥用。类推制度背离保障人权的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精神是防止司法擅断,保障个人自由,而刑事类推制度的价值取向则是注重社会利益的保护,而忽视个人权利。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任何公民只要不实施刑法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其就不应当受到刑事处罚,唯有如此,公民的权利才能得到可靠的保障,行为的自由度也才能发挥到最大限度。而根据类推制度,公民不仅不能做法律禁止做的事情,而且也不能做法律没有禁止做的事情,这样就大大缩小了公民行使权利的范围,公民的自由就必然受到侵犯。可见,刑事类推制度与依法治国是背道而驰的,不符合现代立法明确化的要求,有悖于现代法治精神,与世界刑法发展的的趋向不相符。97刑法典废除了旧刑法关于类推的规定,把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标志着我国刑法彻底贯彻了罪刑法定原则。
(二)禁止溯及既往
禁止溯及既往,是指认定某人的某一行为是犯罪并加以刑罚惩罚,必须根据行为当时的法律,而不能根据行为之后的法律。即不允许根据行为后施行的刑法处罚其施行前的行为,通常也称为“事后法禁止”。因为行为人只能根据已经施行的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预测自己行为的后果,其不可能预测将来可能施行的法律。“适用事先存在并已为大众所知的法律条文,是对抗执行权力机关与法官专横行为的可贵保证。没有这种保证,在复杂的现代生活中,个人就很可能对其行为是否会被认为反社会的行为一无所知,因此,就有可能受到压抑,或者有可能受到不公正的追溯。”可见,溯及既往与罪刑法定原则是根本对立的。所以,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何种行为为犯罪、是否对其适用刑罚、对其适用何种刑罚,必须由法律予以预先规定并公之与众,以便人们遵循,规范自己的行为。否则,如果以行为后施行的刑法为根据处罚法律施行前的行为,这对行为人实际上是“不教而诛”。而且,如果行为时的适法行为,可以由行为后的法律定罪处罚,那么人们就会因为无法判定自己的行为是否被定罪处罚而无所适从,这对公民的自由无疑是极大的限制。所以,刑罚规定只能对其施行以后的行为适用,不能溯及既往。作为例外,刑法不禁止有利于被告人的溯及既往,这实质上也是对人权的保障。97刑法典在溯及力问题上,采取的是“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其内容与禁止溯及既往的原则大致是一样的。尽管97刑法典没有明确规定禁止溯及既往,但97刑法却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而禁止溯及既往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原则,随着我国刑事立法的完善,罪刑法定原则必将得到更加全面的贯彻,而作为罪刑法定原则派生原则的禁止溯及既往,也必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立法、司法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贯彻。
(三)严格限制使用酌情减轻处罚裁量权
酌情减轻处罚裁量权是人民法院自由裁量权的一个组成部分。79刑法第59条规定:“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犯罪分子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如果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判处法定的最低刑还是过重的,经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决定,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这实际上是赋予了人民法院极大的裁量处罚权,容易因缺乏和不易监督而滥用;并且由于它直接掌握在审判人员手中,加上社会上存在着的权势、金钱、人情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必然使审判人员往往对犯罪性质、量刑原则、适用刑度的理解发生差异,从而影响刑罚裁量的公正;少数司法人员利用它谋取私利,放纵犯罪分子,破坏严格执法,导致司法腐败;再者,由于地区和层次的差异,酌情减轻处罚裁量权容易导致同罪异罚的情况,损害了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使司法失信于民。由此看出,过大的酌情减轻处罚裁量权实际上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否定。97年刑法第63条第2款对其作了修订:“犯罪分子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这一规定虽然保留了法院的酌情减轻处罚的裁量权,但是从实体上和程序上对其作了严格的限制,即“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有利于有效地防止酌情减轻处罚裁量权的滥用,确保了依法定罪量刑,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
(四)实现罪之法定
其一,明确了犯罪概念。97刑法第13条就对犯罪作了完整科学的定义,指出:“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是对我国各种犯罪所作的科学概括,揭示了犯罪的本质和基本特征,是对犯罪的正确认定,严格划分了罪与非罪的根本标准和基本尺度。从概念中可以看出,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也是违反刑法的行为,把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相结合起来,为追究行为的刑事责任提供了法律依据,明确以社会危害性作为罪与非罪的准绳,就为无罪不受刑法追究提供了保障。同时确定行为是否具有危害社会,就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行为模式,保障了国民的预测可能性。明确犯罪概念为正确定罪量刑提供了一个总标准、总依据,对于维护刑法原则的权威性,有着重要的作用。
其二,明确了犯罪构成要件和罪状。97刑法总则中对故意犯罪、过失犯罪、意外事件与不可抗力、刑事责任年龄、刑事责任能力等犯罪构成的一般要件和对于共同犯罪、犯罪预备、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等各种犯罪构成特殊形态的特征和处理原则,都作了详细规定,也为认定犯罪提供了一般的标准。在刑法分则的条文中,对各种犯罪构成的具体要件都作了明文规定,标明了成立犯罪的具体条件,有的构成要件比较复杂的犯罪,特别是新增加的一些犯罪,法条分别从犯罪构成的四个方面分别作了细致的说明性规定,将各种犯罪的构成限定在相对明确的范围之内,对于原来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比较概括的一些犯罪,例如流氓罪、投机倒把罪等都分解为多种具体的犯罪予以细致化规定,给司法机关确立了明确的定罪规格,也为真正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奠定了法律基础。规范化的犯罪构成要件和罪状为司法实践的定罪工作、划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一罪与数罪以及犯罪预备、未遂、中止和既遂的界限,提供了法律标准,为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提供了法律根据,为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提供了法律保障,有助于对犯罪的正确认定和统一适用法律,保证严格地依法定罪量刑。因此,严格按照我国刑法规定,全面分析犯罪构成的一般要件和具体要件,既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又是罪刑法定原则得以贯彻执行的保证和体现。
(五)实现刑之法定
其一,明确规定了刑罚种类。97刑法第32条明确规定刑罚的种类分为主刑和附加刑。第33条规定主刑的种类分为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第34条规定附加刑的种类为罚金、剥夺政治权利和没收财产。附加刑也可以独立适用。我国刑罚体系是由主刑和附加刑构成,其中主刑和附加刑既明确分工,又互相配合,各有其特定的内容和功能,并且由轻到重地排列,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衔接,形成了严密科学的刑罚体系,能够适应同各种犯罪作斗争的实际需要。同时,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轻重作出处罚,充分体现了宽严结合的原则。由于我国刑法对刑罚种类和适用条件都作了明文规定,为司法工作人员严格依法适用刑罚提供了法律基础,要求司法工作人员必须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选择法定的刑罚而不得进行法外制裁,进而充分发挥刑罚的功能,实现司法公正。
其二,明确规定了量刑的原则,包括量刑的一般原则和具体原则。刑法第61条指出:“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此为量刑的一般原则,这既是人民法院长期以来量刑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审判工作指导原则在量刑上的体现,既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又坚持罪刑相适应原则。另外,刑法也对量刑的具体原则作了规定。例如,对未成年人犯罪、防卫过当、紧急避险过当、主犯、从犯、胁从犯、教唆犯、自首、立功等的量刑原则都作了具体的规定。这些规定充分体现了区别对待的原则,保证司法工作人员根据犯罪案件的具体情况正确地适用刑罚,准确地惩罚犯罪分子,有效地保护无罪的人。
其三,在具体犯罪的法定刑上,97刑法在保留适用相对确定法定刑的情况下,规定了轻重不同又互相衔接的量刑档次,并尽可能将量刑情节法定化、具体化,以减少司法机关在量刑上的自由裁量权。特别是对于一些常见的危害严重、可能被判处重刑、特别是死刑的犯罪,刑法作了具体的限制。同时,对有期徒刑的量刑幅度作了更加明确、具体的规定。这些规定使司法工作人员在法定刑幅度内,根据案情适当确定宣告刑,相对缩小了刑罚的自由裁量度,避免了司法工作人员因无法可依或量刑幅度过宽,难以操纵,而滥施刑罚,保证了司法公正。同时,这些规定也能有效地防止因司法人员利用过宽的量刑幅度进行以权谋私,放纵罪犯,冤枉无辜,有效地遏制司法机关的腐败,有利于地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