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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村务公开民主管理是村民自治的重要内容。近年漳平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取得成效，但仍存在一些不足。文章在分析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现状和问题基础上，提出加强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若干浅见。

关键词：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农村基层组织 　
　
农村基层组织处于基层工作的最前沿，直接面对人民群众。村务公开是人民群众反映农村党风政风好坏的风向标，也是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政权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夯实党的执政基础的一项全局性工作。如何进一步加强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现状 　　

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把加强村务公开民主管理作为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一件大事来抓，使村务公开不断由点向面，由少到多，由浅至深推进，并逐步向规范化、制度化、经常化轨道发展，既加强了对基层干部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增强了广大基层干部依法办事、清正廉洁的意识，又拓宽了群众参政议政的渠道，促进了党风、政风和党群干群关系的明显好转。归纳起来，主要有四个特点： 　　

（一）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已形成浓厚氛围 　
　
市、乡、村各级都成立村务公开领导小组，村级建立了村务公开监督小组，确定了具体工作人员，制定了工作规划，明确了工作职责，形成了党政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工作人员专门抓和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参与的村务公开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多数村对村务公开认识到位、宣传到位、监督到位，村干部抓好村务公开的自觉性进一步提高，怕失权而不想公开，嫌麻烦而不愿公开等模糊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澄清，广大群众参与村务公开的积极和主动性进一步增强。 　

（二）村务公开民主管理逐步走上规范运作 　　

就芦芝乡而言，从面上来看，全乡7个行政村，规范公开的村占90%以上，一般公开的村占10%左右，各村都按“一栏四簿四制度”的要求开展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公开栏都按照政务类、事务类、财务类和回音壁进行规范，全乡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经常化的路子。 　

（三）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载体不断创新 　　

近几年来，芦芝乡积极探索创新村务公开民主管理载体，以增强工作实效。2004年开始试行村务公开工作“听证会”，2006年全乡开展村务公开民主听证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时，积极创新村务公开方式，采取拓展外延、创新方式、改变模式等手段，村务公开主管理由单纯的上墙公布，转变为多样化、多形式，促使村务公开民主管理更具真实性与规范性。村民对村务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进一步得到落实。 　

（四）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内容进一步拓展和延伸 　　

以村务公开民主管理为龙头，公开的范围向校务、医务、厂务、站（所）务、组务延伸，内容向党务、事务全面拓展。凡是可以公开、能民主讨论的事都民主决策，拓展的民主渠道，推进了茂盛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 　　

二、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存在问题 　

（一）村集体经济薄弱，影响了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正常开展 　　

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其重点是围绕村集体财务收支情况开展的。村集体经济的薄弱导致开展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的被动，一方面村干部认为村集体一没经济，二没权力，没什么可公开的；另一方面群众认为现在村集体已经是“空壳子”了没什么好公开的。 　

（二）农村民主法制氛围不够浓厚，群众参与积极性不高 　　

当前农村群众素质不高，民主法制意识较为淡薄，群众参与民主监督、民主决策、民主管理的积极性不高。 　

（三）村务公开民主管理运作机制过于程式化 　　

现有村务公开民主管理操作基本按“一栏四簿四制度”的要求程式化进行，过于繁锁及不切实际的程序带来操作的不便，以至村干部怕公开、不公开。再加上公开也较注重于上墙公布，并且多为事后公开，引导群众参与决策、讨论的较少，导致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效果不佳，同样制约了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 　　

三、加强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对策及建议 　　

针对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现状及存在的问题，通过深入的分析，笔者认为，加强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应注意抓好以下五方面的重点。 　

（一）突破难点，从营造浓厚民主管理氛围切入，充分调动群众参与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积极性 　　

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点多面广，如何把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调动起来，把群众的参与热情调动起来是抓好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的难点。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要通过标语、会议、宣传材料等多形式、多载体，广泛宣传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及时把中央、省、市有关加强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政策精神及时传达到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当中。如，编发《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知识手册》发到每家每户，扩大广大人民群众的知事权、议事权和监事权，解决群众不关心公开，不参与公开和不会监督公开、不敢监督公开的问题。要进一步增强基层干部抓好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引导基层干部克服经济发展是硬指标，公开工作是软任务的思想，树立“两手抓”的职责意识。切实解决少数干部怕公开、担心公开、不愿公开、不敢公开、不重视公开和不懂公开甚至假公开的问题，实现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变“要我抓”为“我要抓”和群众变“被动参与”为“主动参与”目标要求。另一方面要畅通监督渠道。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主要目的，就是让村民真正参与到民主监督、民主管理中来。必须把公开后倾听群众的反映作为一个重要环节给予应有的重视。要充分发挥意见箱、监督电话、回音壁的作用，畅通上下对话和沟通的渠道。要指定专人负责接待、搜集和整理群众的反馈意见，对群众提出的问题，要认真解释和答复，切实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实，不断增强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抓住重点，从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入手，规范和落实村务公开民主管理行为 　　
“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这是苏东坡的一首极有名的描写“悍妻”的诗。

据说，在北宋的时候，元丰三年，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任团练副使，不期遇上陈?V，两人遂成为好友。陈?V狂放不羁，傲视世间，隐居龙丘。陈?V在龙丘的房子叫濯锦池，宽敞华丽，家里养着一群歌妓，客人来了就以歌舞宴客，而陈?V的妻子柳氏，性情暴躁凶妒，每当陈?V欢歌宴舞之时，就醋性大发，拿着木杖大喊大叫，用力捶打墙壁，弄得陈?V很是尴尬。于是苏东坡就写下了这首诗来嘲笑陈?V。

这本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但故事的背后所展示的却是一个中国古代特殊却又普遍的“悍妻”现象。

古代“悍妻”现象

翻看古籍史料，记载“悍妻”的并不少，如袁绍妇刘氏“甚妒。绍死未殡，宠妾五人，刘尽杀之，又毁其形”。李绍文的《云间杂识》也有这样一段记载：“松之悍妇，不能枚举。因夫以得贵，因贵以虐夫。有披发通衢，呼夫名而稠抵。”对“悍妻”诸多行径的描写可谓详尽。钱谦益也在《陈府君合葬墓志铭》中这样描述晚明时期的一对夫妻，丈夫陈钦光“长不满六尺，低首俯躬，语言????然”，而夫人“长身魁形，謦咳如伟男子”。两人不仅外貌反差极大，妻子更是屡屡当着外人的面数落夫君，毫不顾忌丈夫的脸面和影响，可谓十分凶悍。

可见，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封建伦理制度尚未健全的秦汉，还是“程朱理学”出现后，封建礼教早已系统化、理论化的明清；无论是处于社会上层的官宦之家，还是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寻常百姓，“悍妻”均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而普遍存在。她们强势、彪悍甚至残暴，与传统的女性形象格格不入。她们殴打丈夫、威逼亲属、仇怨邻里，对统治者所建立的社会秩序和儒家伦理道德规范都有一定的破坏。

古代关于“悍妻”的法律规定

然而，早在《周易》中“夫刚妇柔”的理论基础就已牢固地建立，其言“坤”道柔顺，承奉于天；“坤”道处卑，待唱乃和之理。《礼记》中记载“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教成祭之？”也涉及到妇女的具体言行。在这种大的社会氛围之下，妻悍逐渐上升为一种法律过错，如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妻悍，夫殴治之，决其耳，若折肢指、?体，问夫何论？当耐。”但此时，夫妻互相施暴，与常人斗罪量刑一致。

到了汉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规定：“妻悍而夫殴笞之，非以兵刃也，虽伤之，毋罪。”可见，此时“悍妻”开始为法律所强力禁止，并且是否为“悍”，完全由丈夫判定，成为夫权的重要保障。

此后历代，随着儒家伦理道德的逐步建立，法律体系与内容的完善，有关妇女言行的规定更加详细而具体。

发展到清代，由于“例”成为与“律”并行的法律规范，根据个案成例而对“悍妻”加以惩处的情况更为广泛，如“妻妾逼迫夫致死者拟绞立决”的新例，就是根据乾隆四十五年“山阳县民妇倪顾氏逼迫伊夫倪玉自缢身死案”而确立下来的，倪顾氏生性泼悍，刻薄丈夫前妻的儿子，夫妻因此反目相殴，倪玉气忿自缢。根据先前的法律规定，应处以绞监侯，但刑部认为，应比依“殴夫至笃疾绞决”律拟绞立决。乾隆皇帝同意了刑部的意见，认为“妇之于夫，犹臣之于君，子之于父，同列三纲，所关綦重？”最终判处倪顾氏绞立决，并颁行新例通行。

除了法律规定，民间亦有诸多家族法规对女性的言行进行约束，如山东孔府的《训俗遗规》的规定“孝敬公姑，和睦妯娌，不凌虐婢妾，不残害妾生子女，妇人撒泼干犯长辈者，罚银一钱，责夫十板”等。

可见，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国家法律，还是家族法规均对妇女的言行作出了明确而严格的规定，并制定了严厉的处罚规则，那为何在中国古代，“悍妻”现象并不罕见，甚至频繁地出现在社会生活领域呢？

古代“悍妻”形成原因

明代有一王氏，性格泼悍，竟一次性杖杀使女十余人。其时还有一程氏，也是穷凶极恶，居然把婢女杖杀后，将其尸体解剖放入木匣中，并把另外一婢女的阴部割落而欲杀之。

与上述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悍妻”杀死使女、婢女的原因，我们已经无法查明，但可以看出的是，这些“悍妻”生性泼悍、残忍、凶暴，视人命为草芥，随意残害。这不能不说是“悍妻”现象形成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人性中所本来具有的某些恶性，是无法通过礼法来加以限制和遏止的。

《大理历代名碑》中曾收进一块古碑拓片，据碑文记载，清道光年间，铁甲场地的男人们经常外出，而留守在家中的妇女却经常“屡行不义”，如偷盗邻居的家禽、菜园种植的蔬菜等。村姑们犯错被发现后不但不认错，反倒“转加唬吓寻死”。

可见，分析中国古代妇女的问题，注意到其顺从、卑下的特点之时，亦不可忽视她们的“无知”。古代妇女受教育程度很低，平民的家庭妇女更是很少接受教育，这种对知识的缺失，导致她们不懂“礼”、“义”，在丈夫纵容或者无人管教的情况下，即有可能恣意妄为。

如前案例所述，中国古代男子往往有纳妾、狎妓的风气，而夫妻感情的“排他性”，必然会导致妻子在面对丈夫纳妾或狎妓的行为时作出抗争性的反应。感情上的妒忌，必然会造成妇女行为上的乖张与彪悍；同时，丈夫寻欢甚至纳妾，必然会影响到妻子的经济地位。为了自保，妻子往往会变得敏感、狠毒，压榨对其构成威胁的其他女性。另外，中国封建社会男性的续婢纳妾，除了玩弄女性的原因外，延续子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婢妾一旦生子，其在家庭中的地位就会骤然上升，这对嫡妻——尤其是未育子嗣的嫡妻来说，便是一种致命的威胁。这种威胁所产生的嫉妒和愤怒，必然会以乖张、暴戾的方式发泄出来。

中国古代在“男尊女卑”的格局下，亦十分注重“长幼有序”。作为处于“尊长”地位的女主人，并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影响下，妻子往往掌握家庭内部事物的管理权，包括子女教育权、惩罚权等。尤其在丈夫这方面能力欠缺的情况下，妻子往往要更加承担起“家不破”的重任。此时，处于家庭中重要地位的妻子，其完全可以管教子女、惩罚家眷甚至彪悍从事。

明朝中后期曾经出现过十分有趣的现象，“男为女饰，女作道装”的打扮，一时间成为社会风气。这种现象尽管是当时人们争奇斗艳的心理以及社会风俗奢靡的表现，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男女角色的变换。究其原因，与当时妇女在社会中经济地位的提升有着必然的联系。

商品经济的发展，手工业产品需求旺盛，促使家庭手工业迅速普及，在手工业领域，妇女较于男子具有某种优势，导致妇女在当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大大提高。

经济地位的提升，必然导致妇女话语权的增强，其对无能的男主人表示的蔑视或不满，就往往以“悍妻”的现象表现出来。

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如丈夫的放纵或者懦弱、处于不同阶层的妇女地位的差异等。

中国古代的“悍妻”，有因“悍”入罪，受到严厉惩罚的；有恣意彪悍，周围人苦不堪言的；有“御夫有术”，丈夫甘之如饴的等等。纵然均为“悍”，却也形形色色，类型多样，看似特殊，却也普遍，对其原因的分析，或许对分析当今社会女性地位问题亦有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