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尔曼的父权制与洛克的男女平等观/刘 敏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12 15:10:55 浏览:9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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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女性主义运动经历了三波浪潮。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初，其口号是“平等”。
1848年在美国纽约州桑尼卡瀑布市召开的第一次女权大会上，美国女性主义运动的倡导者起草了《女性宣言》，她们在宣言中写道：“一切男人和女人被平等地创造；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
而《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弗逊恰恰就是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的信徒。洛克笔下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财产，杰弗逊用“对幸福的追求”替换了洛克的“财产”，更加传神的表达出洛克想要表达的意蕴。
在这里，我们可以窥见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渊源于包括洛克在内的启蒙思想家。那么，作为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思想渊源之一的洛克提倡男女平等吗？
菲尔曼的父权制理论
洛克对女性问题的探讨和其名著《政府论》与菲尔曼密切相关。菲尔曼是英国十七世纪君主专制的提倡者，君权神授的鼓吹者。菲尔曼维护君主专制的基础理论，就在于他所提倡的父权制。菲尔曼推崇的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开篇就讨论家庭关系，他认为家庭关系涉及到三种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主奴关系。这三种关系都是支配关系，而支配者就是作为家长的父亲，他作为父亲支配子女，作为丈夫支配妻子，作为主人支配奴隶。
菲尔曼将这种支配关系看做是政治上的支配关系，他所做的努力就是将家庭中父亲的权力和国家中国君的权力等同起来，父亲是家庭中的国君，国君是国家中的家长。父亲在家庭中握有对被支配者生杀予夺的权力，而这种权力正是国君在国家中握有的主权性质的政治权力。而国君的这种政治权力的来源又是上帝赐予的。
如同西方十七世纪的所有理论家一样，菲尔曼借助《圣经》，认定上帝将对世界其他造物的支配权赐予了他所创造的第一个男人——亚当，于是亚当也就取得了对晚生于他的夏娃的支配权。亚当作为家庭中的父亲，由于生育这个事实，同样享有了对子女的支配权，因为子女的身体在菲尔曼看来主要来自于父亲的身体。而后代的君主作为亚当的继承人，就继承了亚当的这种父权。这是菲尔曼对政治起源的看法。
而世界上第一对男女——亚当和夏娃，这种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就说明了世界上所有男人和女人的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圣经》上说，夏娃造自亚当的肋骨。菲尔曼认为，如同子女的身体主要来自于父亲就应当受到父亲支配的原理一样，夏娃也应当受到亚当的支配。夏娃诞生在亚当之后，这种诞生上的先后顺序也支持了亚当对夏娃的支配。菲尔曼坚持认为，上帝是将对世界其他造物的支配权单独赐予了亚当，这是亚当支配夏娃最为坚实的证据。
上帝目光下的男女平等——洛克的反驳
洛克很重要的工作就在于反驳菲尔曼，通过打击他的父权制来攻击他君主专制的理论。如同西方十七世纪绝大部分的思想论战一样，洛克在《政府论》（上篇）中也引用了《圣经》的权威来反驳菲尔曼。
在洛克看来，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的造物，除了上帝这个共同的主人之外，在人世间我们不存在任何其他的主人。而美国《独立宣言》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来谈人的平等的。我们过去常常将“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翻译为“人人生而平等”，实际上是“人人被平等地创造。”这种宗教背景成为了洛克平等观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面对菲尔曼对《圣经》的解释，洛克进行了逐一的反驳。他首先就夏娃诞生在亚当之后这一点来反驳他。他有些打趣地说道，动物是在亚当之前创造的，作为百兽之王的狮子也是在亚当之前创造的，这是不是意味着“上帝也赐予了狮子对于亚当的支配权呢”？我们不要把这当做单纯的说笑，狮子之所以不可能支配亚当，就在于亚当作为人是优越于狮子的物种，而人的这种优越性就在于人所具有的理性。人因为理性而优越于动物，这是西方一个传统的命题。
洛克也是循着这个命题的思路，来反驳菲尔曼关于上帝将支配权单独赐予亚当的说法的。洛克指出，上帝造人的目的在于创造出一种能支配其他造物的造物。而上帝造人的标准就在《圣经·创世纪》的第二十六节之中，“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让他们对鱼……享有支配权。”这里涉及到了犹太—基督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理论——“上帝形象”。
上帝是最为智慧的，仿造上帝形象创造的人类因而也是智慧的造物。不但是亚当，夏娃也是仿造上帝的形象造的，夏娃当然也是智慧的造物，因此夏娃同亚当一样都是具有理性的。所以，应当是具有理性的人来支配狮子，而非狮子来支配理性的人。同样，具有理性的夏娃应当和亚当一起支配其他造物。洛克也强调，《圣经》中提到上帝赐予这种对其他造物的支配权时，总是说赐予的是“他们”，使用的是复数，而“他们”明显地不但指亚当，还包括了夏娃。因此这种支配权赐予的是人，而不仅仅是男人。
洛克认为，如果说父亲通过生育孩子而给予他身体材料这一事实而获得了对孩子的支配权的话，那么女子怀胎十月，同孩子身体的联系更为紧密，似乎比父亲更有资格取得对孩子的支配权。不能因为父亲生育了孩子就足以说明对他取得支配权，他给予孩子的只是身体这一有朽的材料，而孩子也是上帝创造的，同父亲并不存在这样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
上帝创造的孩子之所以受到父亲的管理，是因为尽管孩子有理性，但他还不能成熟地运用理性，父亲的管理只是出于保护的目的，这与支配有天壤之别。而对于夏娃，她虽然从亚当的身体材料中来，但她也是上帝创造的，和亚当一样，具有相同的理性，并不存在孩子那种因为缺乏运用理性的能力而需要照顾和保护的问题，所以她似乎应该和亚当是平等的。
洛克在男女平等问题上的“自相矛盾”
我们首先来看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对婚姻的定义：夫妻结合是基于男女之间的自愿合约构成的。然而，在这种结合之中，由于各有不同的理解，他们不可避免地会有不同的意志，那么这个时候谁拍板呢？
洛克认为，这个拍板权（支配权）自然而然地落在较为能干和强健的男子分内。但是，洛克《政府论》的真正着力点在于反驳菲尔曼，菲尔曼所要达到的论证效果就在于证明父权和国君的政治权力是同一种权力。如果洛克要反驳菲尔曼的话，他就应该竭力区分这两种类型的权力。实际上洛克也恰恰是这样做的。洛克认为，如果男人存在对女人的支配的话，这也只能是一种婚姻的权力，在家庭中丈夫作为财物和土地的所有者而具有的处理私人事务的权力，而不能是主权性质的政治权力，即对妻子有生杀之权，因为对上帝的造物随意予以毁灭，这是不被允许的。这也就给予了菲尔曼父亲是家庭中的国君，国君是国家中的父亲这种观点以有力的一击。
洛克的《政府论》本身是为他所追随的沙夫茨伯里伯爵领导的驱逐危机而写作的战斗檄文。从1679年到1681年，辉格党领袖沙夫茨伯里伯爵领导了阻止当时的约克公爵詹姆斯继位的斗争。辉格党人担心詹姆斯的继位会给英国带来天主教法国那样的君主专制。而当时英国国内君主专制的理论武器就是菲尔曼的父权制。洛克通过打击菲尔曼的父权制理论，从而为驱逐詹姆斯二世造势，也就是召呼后来发生的光荣革命。
洛克既是一位哲学家，也是一位政治的实践者。他很清楚思辨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区别。在思辨理性层面，针对菲尔曼提出的人对人政治上的支配，洛克支持的是人人平等，如上文所述，人与人平等的标准在于理性，性别差异肯定就不会成为平等的障碍。
男女平等也就是人人平等逻辑上的自然延伸。而这种平等在当时的背景下仍然需要基督教的基础。如同伯尔曼教授所指出的，新教的精神与其说是将宗教的东西世俗化，不如说是将世俗的东西神圣化。在当时的条件下，人与人在尘世的平等只有借助超脱于人的上帝才能获得其神圣的根基。这同样也是近百年之后由清教徒组成的美利坚起草《独立宣言》时要用“人人被平等地创造”措辞的原因。然而，现实感强烈的洛克也不会用理论来框定现实。
即便洛克认识到在理论上男女应该平等，但这并不意味着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英国，就已经具备了实现男女平等的现实条件，至少以家庭为代表的经济条件还不允许。毫无疑问，这是洛克的时代局限性。
海南省海口保税区管理办法
海南省人民政府
海南省海口保税区管理办法
海南省人民政府
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根据国家有关法律的原则，参照国际惯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海口保税区（以下简称保税区）设在海口金盘工业开发区内，为海关监管区。保税区与非保税区分界线设置完善的隔离设施。
第三条 保税区以发展保税仓储、转口贸易及技术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业为主，包括国际贸易、中转贸易、过境贸易、易货贸易、运输、仓储加工、包装、商品展示及金融、保险等业务。
第四条 保税区内中外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受中国法律保护。保税区内所有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及个人，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和海南省的法规及本办法。
第五条 保税区由海口市人民政府领导和管理。
保税区设立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代表海口市人民政府对保税区的行政事务实行统一管理，并配合、协调国家有关职能部门在保税区内的工作。
第六条 管委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依照本办法对保税区实行统一管理；
（二）制定和发布保税区的各项管理实施细则，组织实施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的保税区总体规划；
（三）制定和组织实施保税区各项经济发展规划和计划；
（四）在保税区内行使对计划、财政、工业、外经、外贸、土地、规划、房产、工商、劳动、人事、公安、环保及市政公用设施等方面的管理职能，协助海关、税务、金融、保险、商检、卫检等部门在保税区内办理有关业务；
（五）审批保税区内行政管理人员、中外企业人员和三资企业中方人员出境的申请，并交海南省外事部门或公安部门办理护照及出境手续；
（六）行使海南省人民政府和海口市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七条 保税区内设立海关、商检、外汇、金融、卫检等管理机构，并设立劳务、审计、会计、法律事务等代理服务机构。
第八条 投资者在保税区设立企业，按有关规定到保税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第九条 企业持营业执照分别向设在保税区内的海关、税务部门办理有关手续。
第十条 保税区内企业工程设施建设必须符合保税区总体规划。
第十一条 保税区内企业对进出口免税及保税货物，必须建立海关认可的专门帐簿。
第十二条 保税区内企业必须实行社会保障制度，实行全员劳动保险。
第十三条 允许保税区内企业以不动产在境内外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抵押贷款。
第十四条 允许保税区内所有企业从事对外贸易，包括转口贸易和过境贸易、易货贸易以及直接对外承接与企业生产相关的加工业务。对涉及进出口许可证管理的货物，除国家另有规定者外，从境外运入保税区或从保税区运往境外，免领进出口许可证；运往境内非保税区或从境内非保
税区运入保税区，按海南省现行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五条 保税区内企业的机构、人员、生产、经营、产品价格、工程招标、资产处理、工资分配等均由企业自主决定。
第十六条 保税区内企业更改名称、变更法定代表人以及在保税区内转产、迁移、合并、转让或提前终止等，应到保税区内工商、税务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手续，并报管委会和海关备案。
第十七条 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可以在保税区内设立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和其他金融、保险机构。已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在海南省设立的国内外金融、保险机构，允许进入保税区设立营业机构。
第十八条 保税区内企业的外汇收入，按国家有关保税区外汇管理的规定和海南省的有关规定管理。
第十九条 境外投资者从企业取得的利润和外籍员工的薪金以及其他合法收入，允许凭完税或清税证明汇往境外。
第二十条 保税区内企业，经批准可在境内外发行股票、债券；可按国家有关管理规定向境外筹措外汇资金。
第二十一条 保税区内企业可按外汇调剂的有关规定，在保税区内、外的外汇调剂中心进行外汇调剂。
第二十二条 从境外进入保税区的货物实行保税。经保税区转口出境的货物，免征关税。
第二十三条 保税区内企业生产的产品运往境外，免征关税、产品税（增值税）；产品在保税区内销售的，免征产品税（增值税）。
第二十四条 国内非保税区生产的机器、设备、零部件、原材料、建筑材料、办公用品和日常生活用品运入保税区使用，免办出口手续，经海关核验后免征关税。
第二十五条 免税进入保税区的货物和保税区内企业生产的产品销往境内非保税区时，视同进口，按海南省现行法律、法规办理。
第二十六条 国内非保税区货物运入保税区视同出口，可办理退税。
第二十七条 其他税收优惠办法按海南经济特区税收优惠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 国家禁止进出境的物品不得运入、运出保税区。
第二十九条 进出保税区的运输工具和交通工具，凭管委会签发的通行证件，在指定的出入口通行，并接受海关检查。
第三十条 进出保税区的人员，凭管委会认可的有效证件，在指定的出入口通行，个人携带的物品应接受海关检查。
第三十一条 严禁利用保税区进行走私等违法活动，违者由有关部门按有关法律、法规查处。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海南省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一九九三年四月二日起施行。
1993年2月24日
累犯制度探析
吴晓娴
一、我国累犯制度的概念与构成条件
对累犯从严惩处，是当今世界各国重要的刑罚裁量制度之一。所谓累犯，是指因犯罪而受过一定的刑罚处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于法定期限内又犯一定之罪的罪犯。犯罪分子经过适用和执行刑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不太长的时间内，再犯性质比较严重的犯罪，表明他与初犯或者其他犯罪分子相比，主观恶性较大，人身危险性较大。因此我国刑法同样规定对累犯予以从重处罚。西方国家规定的累犯，通常可分为普通累犯、特别累犯和混合累犯三种。其中普通累犯，是指曾经犯过罪而又再犯罪，不问其犯罪的种别如何，一概认为是累犯。特别累犯，是指曾犯一定之罪又再犯此一定之罪或同类之罪，就构成累犯。混合累犯，是指刑法既规定普通累犯，又规定特别累犯，兼采普通累犯制和特别累犯制。我国刑法典第65条、第66条规定的累犯，分为一般累犯和特别累犯两种，其构成条件各异。
㈠一般累犯及其构成
一般累犯是指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5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犯罪分子。构成一般累犯，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前罪与后罪是故意犯罪，这是构成累犯的主观条件。前罪是过失犯罪，或者后罪是过失犯罪，或者前后两罪均是过失犯罪的情况，均不能构成累犯。
2、前罪已经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后罪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也就是说，构成累犯的前罪被判处的刑罚和后罪应当判处的刑罚均须为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如果前罪所判处的刑罚和后罪应当判处的刑罚均低于有期徒刑，或者其中之一低于有期徒刑，均不构成累犯。具体而言，若前罪被判处的刑罚是拘役、管制或者被单独判处某种附加刑，后罪虽然是后罪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也不构成累犯；反之，虽然前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而后罪却应当判处拘役、管制或者单独判处某种附加刑，同样也不能构成累犯。其中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是指人民法院最后确定的宣告刑是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所谓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是指所犯后罪根据其事实和法律规定实际上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而不是指该罪的法定刑包括有期徒刑。因为刑法典分则所规定的每一罪刑单位的法定刑均包含有期徒刑，如果将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理解为所犯之罪的法定刑中包括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则势必无限制地扩大累犯的范围，这显然不符合我国刑法中累犯制度的基本精神。
3、后罪发生在前罪的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5年以内。所谓刑罚执行完毕，是指主刑执行完毕，附加刑是否执行完毕不影响累犯的认定。所谓赦免是指特赦。
㈡特别累犯的构成条件
我国刑法典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累犯，相对于一般累犯而言，是特别累犯，即指因犯危害国家安全罪受过刑罚处罚，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后，在任何时候再犯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犯罪分子。构成一般累犯，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前罪与后罪必须均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如果行为人实施的前后两罪都不是危害国家安全罪，或者其中之一不是危害国家安全罪，就不能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特别累犯。
2、前罪被判处的刑罚和后罪应判处的刑罚的种类及其轻重不受限制。即使前后两罪或者其中之一被判处或者应当判处管制、拘役或者单处某种附加刑，也不影响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特别累犯的成立。
3、前罪的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任何时候再犯危害国家安全罪，都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特别累犯，不受前后两罪相距时间长短的限制。
从以上我国刑法关于累犯的构成来看，执行的是双重标准，也就是将刑法分则中危害国家安全罪作为一般累犯制度的例外，加以界定，体现侵犯国家安全从严惩处的精神。审判实践中真正遇到特别累犯的情况较少，一般累犯应该是司法机关打击的重点。因而，加强累犯制度的研究，对推动我国刑事审判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我国刑事犯罪的现装与累犯制度的缺陷
1996年严打以后，根据当时社会发展的状况及新形势下对犯罪状况的分析研究，结合实际，制定出台了现行刑事法典。其中对1979年刑法典第61条规定的累犯进行了修改，主要体现在将构成累犯后罪发生的时间下限由原来的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后3年改为5年，进行了延长。其理由主要是因为犯罪人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3年以后重新犯罪的仍占相当比例，有必要予以惩罚遏制。实践证明在当时这种规定是富有成效的，有利于积极巩固劳动改造成果使刑满释放人员时时检点自己、不敢再次以身试法，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的威慑与自我约束，使其养成守法的习惯。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犯罪状况有了新的特点，据调查，自1997年到2004年八年的时间内，前四年累犯占总案犯的4.2%，过失犯罪占总案犯的6.3%，后四年累犯占总案犯的1.4%，过失犯罪占总案犯的19.3%。以上累犯数字的变化，可以清楚地看出，故意重新犯罪的比例逐年减少，从表面来看是收到了严打的效果。但是我们也清醒的看到，有一大部分犯罪是被排除在累犯打击的对象之外，即过失犯罪。而此类犯罪的迅猛增长，已经成为文明社会的主要犯罪形态，现行累犯制度不能充分发挥刑罚的打防并举的良好社会效果。
司法实践中，有时候还会遇到累犯法律适用的难题。据统计，现行累犯，根据其犯罪亲身经历和自我保护意识的加强，在总结教训之后，一般不再是重操旧业，所触犯后罪与已判刑罚侵犯的客体有很大不同，甚至为逃避法律制裁，选择一种新的、较轻的作案手段危害社会。因而，在检察机关起诉的时候，根据法律规定，一般以累犯提起公诉，而根据被告人所犯新罪的事实和情节，法院有时候需要对被告人处以拘役、管制或但处附加刑等较轻的刑罚，这样就存在公诉与判决的法律冲突问题，有碍司法的权威。使得再犯分子不能得到严惩的后果，判决的社会效应就不会充分体现。为此，加强司法实践，结合社会发展现状及世界各国刑法关于累犯制度的构成，制定与修改我国现行累犯制度就显得很有必要。
三、我国累犯制度的重构与设想
刑罚具有惩罚与保护，打击与预防的双重功能。和谐社会需要人民群众自觉知法守法，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对个别偶犯、初犯，以教育感化为目的，该依法从轻处罚的，就依法从轻处罚，尽早将其改造成为社会有用之才。对那些屡教不改，重新犯罪的人员，就应该充分发挥刑罚的严厉性，重拳打击，依法严惩，以教育惩戒个别不思悔改的犯罪分子，使其不敢再次触犯这根高压线，充分发挥刑罚的双重功能。为此我国刑法典应建立故意累犯与过失累犯的双重体制，在体现对累犯从严惩处的同时，平衡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大小，搞好利益权衡，区别对待。
对故意累犯应采用严格的尺度标准，即指曾经犯过罪而又在任何时候再故意犯罪，不问其犯罪的种别、刑罚的种类及轻重如何，均认定为累犯，依法从严从重处罚。也就是说前罪不论是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也不论是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缓期执行还是管制、拘役、单处附加刑，只要后罪为故意犯罪，就认定为故意累犯，从重处罚。这样作出规定，以使得犯过罪的人在主观方面不再敢重涉违法犯罪的道路，考虑其人身自由所受限制等后果的严重性，而从内心深处打消犯罪的意图，自觉守法。
对过失累犯应根据其主观恶性较故意累犯轻微的特点，后罪发生在前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5年已内作为时间界限较为适宜，即指曾经犯过罪的犯罪分子，其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5年内再过失犯罪，就构成过失累犯，对过失累犯应从重处罚，但不受刑法关于累犯不适用缓刑的限制。也就是说前罪不论是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也不论是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缓期执行还是管制、拘役、单处附加刑，只要后罪为过失犯罪，就认定为过失累犯。增加过失累犯制度及对此类犯罪处罚的灵活性，更能够体现我国刑罚对再次犯罪的严惩态度与过失累犯再次挽救的人文关怀，以有利于犯罪分子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并且使得该类案件能够得到及时、妥善处理，在打击犯罪分子的同时，进一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均具有积极的意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法治进程的加快，人们越来越可求社会的和谐，文明、进步、发展将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这就要求法治的衡平性更显重要，适时调整我国刑罚典中有关内容，特别是个别法律适用问题，如累犯制度的修改，将具有现实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