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汇金融债券利息免征个人收入调节税、个人所得税的通知

上一篇: 财政部、劳动部关于印制公司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有关问题的通知
下一篇: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下达《四川省国家定购粮食购销调拨包干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

财政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财政部工作规则》的通知

财办[2008]27号


部内各司局，部属各事业单位，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财政部工作规则》已经2008年5月30日召开的财政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现予印发。
　　附件：《财政部工作规则》

　　 二○○八年六月十日

附件：

财政部工作规则
（2008年5月30日财政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一、为使财政部各项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切实履行国务院赋予的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国务院工作规则》和财政部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则。
　　二、财政部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全面履行财政职能。
　　三、财政部工作的准则是，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理财，推进政务公开，健全监督制度，加强廉政建设。

第二章 领导职责

　　四、财政部部长、副部长（包括中纪委驻部纪检组长，下同）、部长助理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忠于职守，求真务实，勤勉廉洁。
　　五、财政部实行部长负责制，部长领导财政部的工作。副部长、部长助理协助部长工作。
　　六、财政部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必须经财政部党组会议、部务会议或部长办公会议讨论决定。
　　七、财政部日常工作由部长、副部长、部长助理分工负责处理。副部长、部长助理按照各自的分工或部长的委托，负责某些方面的工作或专项任务，并可代表财政部进行对外公务活动。
　　八、部长、副部长和部长助理在工作中要相互通气，团结协作。对于工作中的重要情况、重大事件和处理的重大事项，副部长、部长助理要及时向部长报告，来不及请示的，事后应及时报告。部领导参加党中央、国务院会议后要及时将会议精神向其他部领导进行通报。会议文件、会议记录应送相关部领导传阅后交办公厅部长办公室存查。
　　九、实行部领导AB角工作协调制度。按照工作分工，分管的部领导为A角，协助工作的部领导为B角；A角出差或其他原因离岗不能处理其分管工作时，由B角代行处理，并切实负起责任，待A角返岗后主动说明代行职责情况；AB角一般不同时外出。

第三章 决策程序

　　十、财政部工作实行科学民主决策。要建立健全和不断完善科学民主决策程序、规则、机制。
　　十一、财政中长期发展规划、财政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改革政策措施、财政预决算草案和财税法律、行政法规草案、财政规章等重大决策，由财政部党组会议、部务会议或部长办公会议讨论决定。
　　十二、财政部提请国务院讨论决定的重大决策建议，以及各司局提请部党组会议或部长办公会议讨论决定的重要政策建议，都必须经过深入调查研究，经过专家或研究咨询机构进行必要性、可行性和合法性论证；涉及相关部门的，应充分协商；涉及地方的，应事先征求意见；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群众切身利益的，应采取适当形式听取意见和建议。
　　十三、各司局必须坚决贯彻落实财政部的各项决策，及时跟踪和反馈执行情况，并加强督促检查。

第四章 依法行政

　　十四、财政部及各司局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行使行政权力。
　　十五、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适时提出财税法律、行政法规立法建议，提出财税法律、行政法规草案送审稿，制定财政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修改或废止不相适应的法律规范。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财政规章和重要的规范性文件，原则上都要公布草案，向社会征求意见。
　　财政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实施后要进行后评估，发现问题，及时完善。
　　十六、财政部制定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必须符合宪法、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涉及财政部与其他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应报请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或与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章或其他规范性文件。其中，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社会关注度高的事项及重要涉外、涉港澳台事项，应当事先请示国务院；与有关部门联合制定的重要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发布前须经国务院批准。财政规章应及时向国务院报送备案。
　　十七、提请部务会议讨论的财税法律、行政法规草案送审稿和决定的财政规章草案由条法司审查或组织起草。财政规章的解释工作由条法司组织办理。
　　十八、严格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公正执法、文明执法。

第五章 政务公开

　　十九、财政部及各司局要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健全财政信息发布制度，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财政工作透明度。
　　二十、财政部部务会议、部长办公会议和部领导专题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财政部制定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除需要保密的外，应及时公布。
　　二十一、凡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需要群众广泛知晓的事项以及法律和国务院规定需要公开的其他事项，均应通过财政部门户网站、财政部文告、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方式，依法、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开。

第六章 行政监督

　　二十二、财政部要自觉接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接受全国政协的民主监督，虚心听取意见和建议。要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接受司法监督，同时要自觉接受监察、审计等部门的专项监督，对发现的问题要认真查处和整改并向国务院报告。
　　二十三、加强财政系统内部监督，严格执行行政复议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时发现并纠正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财政规章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违法的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地方政府、地方财政部门以及其他部门有权对财政部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
　　二十四、财政部及各司局要接受新闻舆论和群众的监督。对新闻媒体报道和各方面反映的重大问题，财政部有关司局要积极主动地查处和整改并向财政部报告。
　　二十五、财政部及各司局要重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进一步完善信访制度；财政部领导要亲自批阅重要的群众来信；坚持部长接待日制度。
　　二十六、要推行行政问责制度和绩效管理制度，明确问责范围，规范问责程序，严格责任追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
　　二十七、财政部办公厅要行使部内督办职责，负责对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批办件，国务院交办件，人大代表议案、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有关部委会办件，部党组会议、部务会议、部长办公会议和部领导专题会议议定的事项，部领导重要批示和交办事项等进行督办，并适时通报各司局办理情况。

第七章 廉政建设

　　二十八、财政部坚持从严治政，对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要规范工作流程，按流程和时限认真负责地办理，对不符合规定的事项，说明理由坚持原则不得办理。
　　二十九、财政部及各司局要严格执行财经纪律，规范公务接待，不得用公款相互送礼和宴请，不得接受地方的送礼和宴请。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切实降低行政成本，建设节约型机关。
　　三十、财政部各级领导干部要廉洁从政，严格执行中央有关廉洁自律的规定，不得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本人或关系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严格要求亲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得利用特殊身份谋取私利。
　　三十一、财政部对各级领导干部因推诿、拖延等官僚作风及滥用职权、失职渎职造成损失的案件，严肃追究责任；对政府采购、基建工程等方面规避招投标、内幕交易、接受商业贿赂及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的案件，以及对越权办事、权钱交易、违反财经纪律、弄虚作假等违规、违纪、违法的行为，坚持严肃查处；对领导干部和重要岗位以权谋私的案件，坚决依纪依法处理。

第八章 会议制度

　　三十二、财政部实行部党组会议、部务会议、部长办公会议和部领导专题会议制度。
　　三十三、部党组会议由党组成员组成，由党组书记或书记委托副书记召集和主持，必要时可请有关同志列席。主要任务：
　　（一）传达、学习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及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重要指示；
　　（二）研究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重要决定、决议的具体措施；
　　（三）对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重要文件报告（征求意见稿）按要求提出意见或建议；
　　（四）研究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五）确定机关党委（纪委）的工作任务；
　　（六）讨论财政中长期规划、重大财税改革措施和年度重点工作；
　　（七）讨论决定财政部内设机构变动、正处级以上公务员的任免及奖惩；
　　（八）处理重要的涉外问题；
　　（九）其他应由党组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
　　党组会议不定期召开。必要时可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党组会议的议题和其他与会人员，由党组书记或党组书记委托召集会议的副书记确定。党组会议的组织、记录和会议纪要的编写，由党组秘书负责。党组会议纪要由党组书记签发。
　　三十四、部务会议由部领导和各司局（委、办）、在京直属单位负责人参加，由部长或部长委托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召集和主持。主要任务是：
　　（一）传达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决定、重要会议精神；
　　（二）传达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党风廉政建设精神；
　　（三）通报经济和财政形势；
　　（四）审议拟订的财政法律、法规草案（送审稿），审议财政规章；
　　（五）部署重要工作等。
　　三十五、部长办公会议由部领导和部内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由部长或部长委托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召集和主持。主要任务：
　　（一）研究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指示；
　　（二）讨论预决算以及预算执行情况等财政工作中的重要事项；
　　（三）分析财政工作形势，研究工作措施；
　　（四）讨论决定年度会议计划、外事计划、立法计划、培训计划、财务计划；
　　（五）讨论决定各部门、各地区请示部里的重要事项；
　　（六）研究机关职工生活等。
　　监察部派驻监察局局长列席部务会议和有关部长办公会议。
　　三十六、部领导专题会议由部领导根据工作需要召集，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主要任务：研究、协调和处理部领导分管工作中的专门问题或专门事项。
　　三十七、部务会议、部长办公会议不定期召开。部务会议、部长办公会议的议题，由分管部领导提出，经办公厅汇总后，报部长确定。部领导专题会议的议题由分管部领导确定。会议组织工作由办公厅负责，文件和议题于会前送达与会人员。部务会议、部长办公会议的纪要由办公厅起草和编号、部长签发。部领导专题会议纪要由相关单位起草，办公厅统一编号，主持会议的部领导签发。部务会议和部长办公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需要向下级财政机关通报或公开报道的，由办公厅根据会议纪要拟定《情况通报》或新闻稿，报部长审定后发布。
　　三十八、财政部领导不能出席部党组会议、部务会议和部长办公会议，向部长请假。各司局领导请假，由办公厅汇总后向部长报告。
　　三十九、部党组会议、部务会议和部长办公会议的开会时间要相对集中，以保证领导既能集中时间参加会议，又能有足够的时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指导工作。
　　四十、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和财政工作需要，召开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办公厅和有关司局要认真做好会议的准备工作。
　　四十一、财政部各司局要严格按照部长办公会议批准的年度会议计划，召开全国专业性会议。要减少数量，控制规模，严格审批，厉行节约，尽可能采用电视电话会议等快捷、节俭的形式召开。原则上不许召开计划外会议，确属需要，报部领导批准。各司局召开的全国专业性会议，一般不邀请地方厅（局）级领导参加，确需邀请的须报主要部领导批准。

第九章 公文审批

　　四十二、财政部机关公文应当符合国务院《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国发[2000]23号）的规定，按照《财政部机关公文处理办法》（财办[2000]35号）进行办理。
　　四十三、财政部收到的重要公文，由办公厅主任或副主任负责呈报有关部领导阅批后转有关司局办理。
　　四十四、以财政部名义报送国务院的公文，除国务院领导同志交办事项和必须直接报送的绝密事项外，一般不直接向国务院领导同志个人报送公文。报送国务院的请示性公文，部门间如有分歧意见，主办司局的分管部领导应主动协商，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应列出各方理据，提出处理建议。
　　四十五、在公文办理中司局之间应加强协调，如意见有分歧，主办司局的负责同志要主动与协办司局协商，协办司局要积极配合。协商后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主办司局应列出各方理据，提出建设性意见报主管部领导，由主管部领导进行协调或裁定。
　　四十六、各司局按部领导分工报批公文。司局长无权签发以财政部名义制发的各类公文。
　　四十七、由部长或其他部领导签发公文的权限分别为：
　　（一）由部长签发的财政部文件和我部主办的联合发文：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的报告、请示、意见；财政部令，财政部公告；财政部行政复议决定、行政复议建议书、行政诉讼答辩状、行政诉讼上诉状；财税法律、行政法规草案送审稿和财政规章及重要的规范性文件；涉及国家预算的重大问题的处理；重要的涉外事项和政策性宣传稿件；财政部内设机构变动和司级以上干部的任免、处分等。此类公文先由分管部领导核签意见或建议，报部长或主持工作的副部长签发。
　　（二）由副部长、部长助理签发的财政部文件和我部会办的联合发文：外部门主办会签我部的上行文，回复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及其常委会办事机构、国务院办公厅征求意见的公文，年度中央部门预算和调整预算的批复，中央对地方专项拨款预算的分配和下达，中央与地方年终结算的批复事项，在部领导核准的预算指标范围内划拨资金，对全国人大代表议案及由财政部主办的代表建议和全国政协委员提案的答复，一般规范性文件，除本条第（一）项规定以外的行政复议、应诉法律文书，年度会议计划批准召开的专业会议，一般涉外事项和政策性的宣传稿件，财政部印发的《财政简报》、《财政简报（增刊）》、《财政动态》、《财政信息专报》和《财政监督要情》等。外部门主办我部会办的联合上行文，一般也由分管部领导签发[属部长助理分管的，签批意见后报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签发]，并报部长或主持工作的副部长阅发。如内容重要或有不同意见需要部领导决策的，由分管部领导提出建议意见后报部长或主持工作的副部长签发。
　　四十八、除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办公室、国际司、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人事教育司、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小组办公室外，各司局对外正式行文均需以财政部办公厅名义制发，由制发司局主要负责人签发；重要的报其分管部领导核签。
　　四十九、各司局要指定专人，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认真做好财政部公文的审核工作，进一步精简公文，提高公文质量。部文件、部函、部党组文件、各司局以办公厅名义行文正式印制前，办公厅文秘部门要进行复核，上行文必须经办公厅主任或副主任审核。同时，要加快网络办公进程，提高公文处理的效率。

第十章 作风纪律

　　五十、财政部及各司局领导必须坚决执行财政部的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可在财政部内部提出，在没有重新作出决定之前，不得有任何与财政部决定相违背的言论和行为，重要事项必须及时报告；财政部工作要与党中央、国务院保持高度一致。部领导发表涉及重要政策的讲话和文章，若无统一口径，事先要报国务院同意。各司局长发表涉及重要政策的讲话和文章，须按办公厅对外宣传统一口径，若无统一口径，须报部领导批准。
　　五十一、要严格遵守保密纪律和外事纪律，严禁泄漏国家秘密、工作秘密或者因履行职责掌握的商业秘密等，坚决维护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
　　五十二、要建设学习型机关。财政部领导要做学习的表率，密切关注国际国内财经、社会、科技等方面发展变化的新趋势，不断充实新知识，丰富新经验。通过参加或举办讲座等方式，组织学习财经、科技、法律和现代管理等方面知识。
　　五十三、财政部领导要深入基层，考察调研，了解实情，关心群众，解决实际问题。要最大限度地减少陪同和随行人员，简化接待，轻车简从。
　　五十四、除党中央、国务院统一组织安排的活动和要求参加的会议外，财政部领导一般不出席各部门、各地方和部内各司局召开的会议，以及所安排的接见、照相、颁奖、剪彩、首发首映式等事务性活动。
　　五十五、严格执行请销假制度。财政部领导和司局长离京外出，要严格按《财政部领导和相关司（局）长离京出差或休假等请示报告的规定》（财办发[2003]106号）办理。
　　财政部派出机构、部属事业单位、部主管社团适用本规则。
刑法的程序与构造

乔纳森.赫林
楼杰科译


2-1 国家在刑事程序中的作用
民法和刑法都涉及不当行为的责任。同样的行为（如攻击）可能既是被称为民事侵权行为的民事错误，又是犯罪。所以，如果Sam打了Millie，那么可能既有民法上的后果，又有刑法上的后果。Millie可以依据民事侵权法控告Sam要求损害赔偿。警察也可以决定指控Sam犯罪，结果Sam可能受到刑罚的惩罚。这些民法和刑法上的后果是不同的。在侵权案中，追责权归属于受害方，赔偿金支付给受害方以赔偿损失。在犯罪案中，追责权归属于国家并由国家施予刑罚。即使是侵犯被害人人身的犯罪，追责权仍归属于国家，因为犯罪被认为是违反了公共秩序。在英国，13-14世纪时通过由国王的官员和法官执行命令（国王敕令）将刑事追诉权统一于君主之下。严重侵犯秩序的（称为重罪）是侵犯君主罪，起诉以国王的名义提起。此即：严重犯罪由王室法院审理，并以国王的名义起诉。起诉机关称为皇家检察院，案件的官方名称为，例如，The Queen versus Smith，简写为R .v .Smith, 甚至于Smith。
刑法是由国家控制行为的法律，以刑事制裁为后盾。有时法官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在描述过失杀人罪所必需的有责性时， Hewart勋爵兼首席法官指出“漠视他人生命和安全就等于是侵害国家的犯罪，行为应受惩罚”（Bateman）。但是认为刑法不关心被害人则是错误的。事实上如今在审判阶段法官可能要求被告人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害支付赔偿金。这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民法和刑法之间的区别。

2-2 法官在刑事程序中的作用
刑法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普通法，即法官法。当然，在最近的150年里，也有一些重要的成文法，但是这些法律在于调整潜在的普通法，不在于根本上改变它。例如，《1957年凶杀法》修改了有关谋杀的法律，但未界定“谋杀”以及谋杀的定义，因此这就仍是判例法上的问题。1968年和1978年的《偷盗法》是个例外，它完全重新规定了有关偷盗的法律；但是即使如此，还是通过解释各种法律条款从而囊括了判例法的主要内容。现在不可能仅看《偷盗法》就能理解有关偷盗的法律，还必须看法律适用的案例。
Simonds子爵在Shaw v. DPP一案的判词中对法官作用的重要性做了明确阐述，在该判词中他否定了法院有权创立新的犯罪但声称法官在履行职责时“作为普通法的仆人和卫士…….在法律的庭院里必须留有余权以实现最高和基本的法律目的，从而不仅维护安全和秩序，也维护国家的道德利益，而且他们有责任保护它免受可能更加隐秘的攻击，因为它们是新异而无准备的。”在该案中，保护公共秩序证明将共谋犯罪扩展至本身不是犯罪但威胁着公共道德的行为（见第18章3），以最高法院的观点，是正当的。在最近的一个重要案子R v. K中，Millet勋爵希望改革法律因为他感到国会未能保证法律符合现行的道德标准。该案涉及（生效）青少年同意性行为的年龄：
“但是同意年龄早已未反映日常生活，并且受人尊敬的国会显然未能履行使刑法与社会需要保持一致的责任。有人劝我说[《1956年性犯罪法》]s.14不同因素的零星介绍，以及国会使该部分法律合理化的连续失败，甚至于某种程度地修改已为法院认同的谬论，意味着即使是在单个犯罪中我们也不应局限于内在的一致性。不公正的代价太高以致无法补偿一致性。”
尽管法官法有优势，但仅在最近高等法院，上诉法院以及最高法院才关注刑法的发展。刑事实践过去常被认为是粗劣的文学作品，很少引起知识分子的兴趣，这就渲染了法官的思想。在最近的五十年里，这种情况已完全改变——刑法引起了学术界的兴趣，上诉法院有力的发展了传统，并且上至最高法院的刑事案件数量也已增加。
或许由于此原因，近年来，相当多的批评直接针对法院，特别是最高法院，作者以及评论员感到法官不是未实现明确性就是未实现一致性。像J. C. Smith等著名的学者已在推究最高法院的“刑事案件中的阴暗记录”，并且质疑我们是否真地可以把最高法院作为刑事上诉法院。在刑法的几个不同领域，学院派法律人对法律应该是什么和法院的判决确立了法律是什么的看法之间存有显著的分歧。用普通法方法在个案的内容中零星地发展法律规则的一个缺点在于对特定案件的“正确答案”的关心模糊了判决所含有的更广的逻辑含意。法官有时感觉学术著作太理论化，也太抽象，并没有为陪审团所需要的明确地解释打下足够坚固的基础。Diplock勋爵（在判决中对上面有关最高法院判决质量的引用作出了反应）否定了由法律作者表述并为上诉法院采纳的定义，因为它创立了不适合于陪审团（见Caldwell）的“精美而不切实际的差异”。Reid勋爵在Haughton v. Smith案中，说“法律的生命血液不在于逻辑而在于常识”，Salmon勋爵在Majewski案中也使用了相似的词，两案都引来了学术界的诸多批评。这样的批评有时是有效的。Glanville Williams教授在一篇论文中指出Bridge勋爵在案件中推翻了最高法院早先的判决：“他批评判决的用语……不是显然合适的，而是荒唐的，由于这个原因，而不承认批判的力量并且无礼地不承认自己已从它那里得到了帮助（Shivpuri案）。”但是近些年，这对法官而言日益变地普遍起来，特别是在最高法院，法官在刑事案件中仔细地分析学术著作，有时产生了更长更谨慎合理的判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学术界已停止了对最高法院某些判决的批评。

2-3 法官与陪审团
某些刑事审判在法官和陪审团前进行（这被称为诉状审判，在王室法院审理），但是多数刑事案件由治安法官简易审判。即审之罪与可诉之罪的区别将在下面第2章5. 治安法官中解释，在治安法官审理案件时，他们把法官和陪审团的功能合于一身：他们决定提出的任何法律问题（由身为律师的书记员帮助）；决定事实；对事实适用法律作出裁判。依据诉状审判的内容更容易解释这些不同的功能，但相同的原则也适用于简易审判。
如果被告人对犯罪指控服罪，那么陪审团就无作用可发挥，并且进入定罪阶段。服罪的被告人可能受到服罪事实的影响而很可能导致较轻的判决。也可能是如果对较轻罪服罪那么检察官将不进行较重罪的指控；此即平常所谓的“辩诉交易”。如果被告人不服罪，那么法官和陪审团就会发挥完全不同的作用。
法官有义务保证审判依据程序规则和证据规则进行，本质上这是个繁重的任务。法官的功能在于向陪审团解释法律：这是法官在陪审团退席考虑裁判之前向陪审团所做的总结的重要部分。如果在审判期间，检察官，辩护人，或法官自己提出法律问题，那么法官就必须对此作出裁决。陪审团必须从法官处获得法律。被告人可能在裁判后通过上诉至上一级法院向法官对法律的裁决提出挑战。治安法官对法律所作的判决总是可以在上一级法院中受到挑战，或者是王室法院或者是高等法院。
陪审团的功能在于决定事实问题以及将法律适用于事实从而对被告人所面对的指控作出裁决。指控用正式文件陈述，称为诉状，简单地说，就是详细地说明被告人所面对的指控的性质，特别包括被指控的犯罪。检察官和辩方对案件的某些方面很可能有相同看法。例如，被告人可能承认他在犯罪现场，但否认他打了被害人。在这样的案件中，很明显陪审团将关注那些具有争议的事实问题。
陪审团仅考虑被告人是否实施了被指控的犯罪。例如，如果被告人被指控刺伤被害人，而在他的供词里被告人承认偷窃，但否认刺伤被害人。陪审团不能转向作出偷盗罪的判决，因为只允许它考虑指控被告人的犯罪。但是，有时如果被告人被指控重罪但包含着较轻罪的要素那么陪审团可以转向作出较轻罪的判决。例如被告人被指控谋杀，如果陪审团判定尚未证明被告人有杀害或造成严重伤害的意图，那么它就可以判决被告人过失杀人罪。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法官就会告知陪审团。说陪审团根本不关注法律不是事实。如果那样的话，那么“裁决”就仅仅是陪审团认为发生了什么的一系列事实陈述。裁决是法律适用于事实从而得出有罪或无罪的结论。
陪审团功能的重要方面在于决定发生了什么：例如，证人是否讲述了真相；或者是被否定的鉴定是否可靠。“发生了什么”不仅包括行为（被告人所做的）也包括涉案人员的心理状态，特别包括被告人。例如在强奸案中，陪审团不得不决定性交是否发生；那时被害人是否同意（她的心理状态）；还有，如果她没同意，被告人是否知道她没同意（他的心理状态）。有关心理状态的问题经常被称为主观问题（见第1章4）。当然，陪审团不能看到心理，而且即使可以，那也是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的心理状态，而不是审判时的心理状态。所以陪审团就不得不依赖外在的证据，包括所做的，所说的以及周围的情况。有时从事实得出的推断具有压倒性优势：如果被告人用枪近距离的指着被害人，然后开枪，陪审团很容易推断被告人至少意图伤害。但是这种推断可能被其他证据替代（见例Lamb），而重要的是记住陪审团最终关注的是被告人的实际心理状态，而不是陪审员自己所认为的。
陪审团不仅处理发生了什么的事实：同样要求它决定“处在这种情况中的理性人会做什么？”或者“理性人会称这本书为色情读物吗？”等问题。当刑法造成这些问题时，就会设置客观标准，陪审团作为理性人的代表评价和运用这些标准。陪审团以被告人违反理性人会做什么和想什么的看法衡量他的行为。
陪审团功能还有一方面是决定法条所用词语的含意。有时这些词语或者由法条定义，或者由法官定义。在这些案件中，定义就是法律问题，陪审团必须使用：陪审团不可以说不同意既定的定义并且使用不同的定义（如果这样，并且给被告人定罪，那么裁决可能被上诉）。一个例子是《1968年偷盗法》所用的“财产”一词的定义，在法条中已作出特定的技术定义（见第11章）。但是，有时词语既未被法条定义也未被法官定义，那么陪审团就必须以它所理解的运用它们。现代法律趋向于使用，可推测，简单，非技术性的语言，法官在使用时日益避免给出词语的完尽定义。他们会说这些是平常的日常用语，可以期望陪审团在没有定义的情况下理解和运用它们。同样来自《1968年偷盗法》的例子，是“不诚实”一词。这种简单词语的使用不限于法条使用的词语：像谋杀等普通法犯罪的“故意”的含意就是另一个例子。法官愿意解释陪审团如何可以从证据中推导出故意，但不愿定义。这样做的利弊将在本章的热点中讨论。

2-4 证明责任
刑事审判的基本原则是检察官必须证明案件：虽然看证据被告人似乎有罪，但在证明有罪之前被告人是无罪的（Woolmington案）。检察官必须证明案件超过合理怀疑，法官必须引导陪审团除非确信所有的犯罪要素都已证明否则就不得定罪。“超过合理怀疑”一语是表达陪审团必须确信被告人有罪思想的习惯方式。它比民事案件中的证明标准高，如疏忽大意的行为，仅要求“概率平衡证明”：结论是原告的事实陈述要比没有更可能。因此在刑事案件中陪审团很可能相信被告人实施了犯罪但是如果对他有罪还有某些怀疑那么仍可以宣告他无罪。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可能没有犯罪的罪责，但是要承担民事损害赔偿责任。
法官不能直接定罪，因为只有陪审团才能认定事实以及将法律适用于事实。但是法官可以恰当地说“如果你发现事实是这样的那么就应宣告无罪，但是如果你发现事实是那样的那么就应定罪”。法官可以直接宣告无罪：有时法官有义务告诉陪审团，作为一个法律问题，即使陪审团相信检察官证据中的每一个词，还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定罪正当。法官同样保证遵守证据规则并且可以排除那些不可采用的证据。法官可以直接宣告诉状指控的某一犯罪（“罪状”之一，指控的一个犯罪）不成立而把其他的留给陪审团。有时这可以通过说检察官既有举证责任—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留给陪审团的案件—也有证明责任—证明超过合理怀疑而得到解释。举证责任在于使法官满意，证明责任在于使陪审团满意。
这两种责任总是给予检察官吗，或者有时它们可以给予辩护方吗？重要的在于记住已述原则：在审判结束时，为了获得定罪，检察官就必须证明所有的犯罪要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检察官必须反驳被告人可能提出的每一项辩护理由，诸如缺乏故意或明知，自我防卫，激怒，醉酒，胁迫等等。如果这样的辩护由检察官依事实提起，那么法官将依据有关辩护的法律引导陪审团思考。如果辩护理由未由检察官的证据所揭示，以及如果检察官未使法官拒绝让陪审团考虑该辩护，那么被告人有责任举出足够的辩护证据向陪审团证明留下辩护理由是正当的。这仅是举证责任：被告人不必证明辩护理由。多少证据才足够取决于辩护理由的性质。如果被告人否认犯罪要求的明知或故意，那么他自己的证据就足以给陪审团了。但是在无意识行为案中，例如，被告人声称他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法院就要寻找医疗证据来支持被告人自己的供词（见第3章6）。如果被告人未提供任何辩护证据，那么他使自己处于定罪的危险中，因为检察官更容易履行证明责任了。如果法官将辩护交于陪审团，那么检察官为了获得定罪就有责任反驳该辩护。
该规则有一例外（虽然我们将在第19章讨论认为这些例外违反了《1998年人权法案》的观点）。在证明某人患精神病前推定其精神正常，所以如果被告人提出普通法上的精神病辩护或法定的减责辩护，那么他就有证明责任，这两者均否定被告人的法律能力（见第10章和15章对这些辩护的讨论）。也有法律创立的犯罪明确地将证明责任给予被告人的情况（见Healy,1987）。在给予被告人证明责任的所有案件中，要求的证明标准比对检察官的要求低：是概率平衡证明，而不是超过合理怀疑。
让我们将这些原则运用于一例。Jack被指控谋杀Jill并且不服罪。检察官必须证明谋杀的要素：Jack致使Jill死亡，Jack意图谋杀Jill或者至少意图导致Jill严重伤害。检察官举出Jack在离Jill四码远处用左轮手枪向Jill开枪的证据。这可能包括证人看见事件的证据以及法医的鉴定证据，诸如在Jill身上找到的子弹与Jack的左轮手枪的子弹一样。检察官也需要证明枪击致使Jill死亡，这就是尸体解剖的医疗证据。然后检察官需要证明Jack的心理状态：Jack意图杀害或者严重伤害Jill。检察官可以根据Jack在那时的行为（Jack近距离枪击Jilly,陪审团可以推断出对其行为唯一可信的解释是他意图杀害她）或言词来判断。还有其他间接证据，诸如有关动机的证据（例如Jack可从Jill那里接受大笔遗产）。
在检察官陈述后，被告人可以提交“无须答辩”，主张检察官没有令人满意地履行举证责任。法官必须决定是否所有的证据都对Jack不利，换言之，如果证据可以相信或没被否定是否有足够的证据定罪。如果被维持，那么法官就会让它继续：他不直接宣告无罪，因为检察官将满意地履行举证责任。面对“可以答辩”，Jack就有选择的机会。他完全可以拒绝辩护，而不对检察官的证据作另一番解释。这是可能的，但与无罪辩护不合，并且可能意味着定罪。因为陪审团没有理由怀疑检察官的证据。定罪不是不可避免，因为陪审团没有义务相信检察官的陈述无可挑剔而且可能认为对Jack有罪仍有合理怀疑。
Jack可以反驳有关他枪击Jill或者枪击导致死亡，或者他意图伤害Jill的（或者所有这些）检察官证据。或者Jack可能承认这些事实，但提出辩护理由：主张他的行为是正当的因为他是自我防卫；或者是可宽恕的因为Jill激怒了他使他失控。他必须举出证据，包括自己的供述支持自己的主张。这就是他的举证责任，如果他没有举出任何证据（和对同意的事实没举出证据）法官不会让陪审团考虑辩护理由。如果辩护理由交于陪审团，检察官除证明指控谋杀的所有要素外，还必须反驳辩护理由（例如Jack在自我防卫）。如果Jack以精神病或减轻责任辩护，他就必须依据该辩护的法律定义证明它。
辩护结束时，法官向陪审团作总结，告诉他们检察官必须证明的犯罪要素，并且概括证据。法官向陪审团指出案件的问题，检察官和被告人之间的分歧，并且解释证明责任。然后陪审团决定事实（发生了什么？），将法律适用于事实（这是谋杀吗？）从而得出结论。

2-5 犯罪分类
划分犯罪的基本分类是诉状审判之罪，简易审判之罪，和可以前任一方式审判之罪。第一类是较严重的犯罪，诸如谋杀，过失杀人和强奸。它们在王室法院的法官和陪审团前审判。相对较轻的犯罪诸如许多交通犯罪，属于第二类，由有限判决权的治安法官审理。第三类是那些像偷盗等依据情况严重性可相当不同的犯罪。它们既可诉状审判又可简易审判，选择在治安法官法庭作出。治安法官或被告人可以主张诉状审判；只有当他们达成协议时才可进行简易审判。对治安法官而言，选择取决于指控的严重性，如检察官陈述中所表明的，以及案件看上去是否可能提出最好能由法官决定的法律难题。对被告人而言，选择取决于许多事实：简易审判更快更便宜（这可能很重要，如果被告人被要求对法律援助作出贡献）；虽然治安法官可以，如果他们已判刑，决定将判刑的罪犯交于王室法院，但是王室法院可以作出更重的判决；特别是如果辩护在于反驳警察证据，那么治安法官更有资格定罪。两种审判适用的程序不同，判刑权不同，上诉权不同，但是无论被告人是在王室法院或治安法官法庭被审判，犯罪（本书所涉及的）的定义不变。
更早的分类是重罪和轻罪。这种分类已由《1967年刑法法》废除，在此提到仅因为有时对重罪和轻罪作出判决时仍可参考，否则可能让人莫名其妙。《1967年刑法法》也创立一个可逮捕之罪的概念。现在这在《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s.24得到了界定，该法包括了所有最高刑五年以上的犯罪（也包括某些其他的特定犯罪）。当某人在实施可逮捕之罪时，警察和公众均可以进行无证逮捕。警察对可逮捕之罪和非可逮捕之罪有更广的权力（《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s.24与s.25）。

2-6 刑罚
与讨论犯罪行为的定义相比，刑罚理论更关注讨论量性，在本书中我们不打算详细地讨论量刑。但是犯罪的定义及其刑罚是有联系的。很少能找到认为有罪的被告人不适合于惩罚的情况。国家为什么应该惩罚犯罪人的主要理论很出名并且已有许多有关犯罪学和量刑的著作详细地讨论，但是可以简略地概括它们。一种理论是矫正论—刑罚的目的应该是改造犯罪人以便其不再犯罪。另一种理论是预防论—通过刑罚的威慑预防犯罪人和其他潜在犯罪人犯罪。还有一种理论是无能力论—应该阻止犯罪人犯罪，典型的是通过监禁阻止犯罪。目前的主流理论是“该当”或报应理论。该理论认为被告人应受到适合于他们应受谴责程度的刑罚，这是《1991年刑事司法法》背后的主要哲学依据，该法是主要的量刑法之一。在刑罚史的不同历史阶段，量刑均在这些理论间摇摆，毫无疑问的是四种理论都影响者量刑者，即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发生着冲突。

2-7 法律改革
修改刑法，像其他法律一样，取决于《国会法》。在近三十年来，国会十分依赖于两大委员会的工作和报告：1959年设立的刑法修改委员会；和1965年设立的法律委员会。两委员会的报告经常附带着可能形成立法基础的法案草案。这些成功的报告，纯粹以它们是否已被实现来判断，已经混合；一些，如刑法修改委员会有关偷盗罪的报告（1966年，Cmnd2977，第8号报告）或者是法律委员会有关未遂犯的报告（1980年第102号），都已经实现；其他的，如法律委员会有关犯罪的心理因素的报告（1978年，第89号）以及最近法律委员会有关刑法典的报告（见第2章8），也已实现。
在设想进行较大的法律修改时，就设立了皇家委员会。一个例子是，皇家委员会1981年有关刑事程序的报告最终产生了《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法律改革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希望制定刑法典。

2-8 有关刑法典的建议
2-8-1 法典的定义